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2)

我们不妨作些具体的分析。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其一，他指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他认为中国最早产生史学，是由于中国最早设立史官，并且史官职责明确而崇高。当然，发达的中国史学并不是尽善尽美。由于封建主义政体的影响，它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因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其二，他指出，尽管中国史学有这些弊病，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它的作用与价值。他以进化论作指导，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今后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还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一史学观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是，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寻找规律的钥匙，作为“国民之明镜”，称为“爱国心之源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对教育学的探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1922年，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还说：“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1]（P68）颇有见地。为了培养“新国民”，他还提出对教育内容要作改革。过去洋务派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仅是西方“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对于“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能言之而能效之者”。对于中国的“旧学”，洋学堂的学生亦将它束之高阁，梁启超认为如此下去，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新国民”，而且，西方的文明未学到，本国的文明也不能延续下去。为去此弊病，梁启超提出要“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历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1]（P37）辛亥革命后，他又根据国势的变化，提出把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另一类是“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他还提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于德育“太笼统”，于体育“太狭隘”，因而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改成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做到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意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完美健全的人格。为了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梁启超对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也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国家要“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使培养的教师“能以授人为主义”。他还强调教师必须敬业爱岗，切不可兼做其他事情。他说，如果一个人对教育不感兴趣，“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有亲切感，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等。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在梁生前就已经出现.这不仅散见于梁自着的《戊戌政变记》(1898)、《清议报一百册祝辞》(1901)、《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等着述当中,而且其同时代人,包括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康有为、黄遵宪、严复等新派人士,以及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都从自身立场出发,有着对于梁启超的具体评述.众所周知,梁最早以言论起家,1896年便参与《时务报》的创办,并且以言论影响最为深远.。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虽然在政治风云中屡起屡仆,但在学术上却大放异彩,先后主编过诸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刊物,并撰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一批学术专著,涉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且相当部分属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他首先提出“史学革命”的理论,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划时代的命题,并给后人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煌煌巨著,可谓贡献至伟.。社科学报类前10名是：《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复旦学报》(社科版)、《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南开学报》(哲社版)、《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综上所述，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可否认，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及对各学科的研究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不可苛求。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胡适自传[M].合肥：黄山书社，1986.

[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6]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7]郭沫若全集·文学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