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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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志斌

摘要：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着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关 键 词：梁启超/新文化运动/贡献

作者简介：莫志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要把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度量衡”，用它来评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是非曲直，坚决反对和抵制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早在清末,“五四”之前,梁启超、严复等人就已经引进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但他们主要是出于政治改良之目的。早在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刘师培等,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1902年,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并称之为“社会主义之泰斗”,认为麦喀士之社会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905年,孙中山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者也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预计十几年内中国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1905年11月,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认为它不同于那些“空言无所稗”的空想社会主义言论.1906年9月,廖仲恺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认为,麦喀土(即马克思)的学说如决堤洪水,浩浩滔天势莫能御.从1907年到辛亥革命前,刘师培等在《天义报》上也曾陆续翻译和刊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部分内容.。

一、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讨论提供了取向性意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东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作品通过以觉慧为代表的青年一代与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腐朽势力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了大家族和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及其吃人的本质，并且揭示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今天，剔除岁月的尘埃，重新审视解读《致橡树》，我们不能不说舒婷的价值更在于对旧伦理、旧观念、旧道德以及这种既定传统在那个特定的荒唐时代的新的表现方式的深刻洞察和表现在这种深刻洞察中的一往无前的否定勇气。《家》是一部思想相当深刻的现实主义力作，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腐败与黑暗，控诉和揭示了大家族和旧礼教、旧道德的罪恶以及吃人本质，并且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P12）

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梁启超论革命，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梁启超论革命，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青年毛泽东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毛泽东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

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难道维护帝制王朝和专制权力的皇帝们能够高明到敢于坚持不懈地用“民主思想”“民权思想”或“反专制思想”成批量地培养忠于君主及朝廷的政治精英，甚至达到用这一类思想指导王朝政治的程度吗。明代君主加强专制集权和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措施全面，对思想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为纪念“五四”运动93周年，弘扬“爱国、进步、明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与实践，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继承五四爱国传统，促进公司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体职工的文明素质。

二是做“新民”，强调“自新”。梁启超从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国家是“积民而成”，如果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则国家必不能生存和发展，此犹如“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人之身体便随之衰朽和死亡。他还形象地说：“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苛援以旗绿之惰兵，而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苛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止。”故此，他坚信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有赖于一代新国民的产生。这些新国民应具备正确的国家、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和尚武等优良素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如何做新民呢？梁启超提出要坚持走“自新”“自强”之路。所谓“自新”，梁启超强调即个人自我之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做新民，坚持“自新”的思想使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深受启发，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陈独秀等人敬告青年要做“新青年”。他们号召青年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推倒骗人的偶像，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精神，自觉而奋斗，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旧社会。可以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青年”之说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有传承关系的。“新民”思想不失为“新青年”之说的一种理论源头。二者可谓沉沉一线，前后相揆，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思想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在精神上的一种回应。梁启超的敢著先鞭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三、从多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首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文学革命，连续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陈独秀提出了“三大主张”，文学理论上的探讨得到初步的展开，但是理论的探讨需要向纵深发展，新文化、文学的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迫切需要以创作的实绩来促使革命运动向纵深发展。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梁启超在各学科，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学术思想领域的继旧开新、沟通中西的理性思考与进取的批判精神，为近代学术发展奠筑了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鼓吹“民主”与“科学”，是这一运动的鲜明主题，但批判旧学，推进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甚为丰富，又有个人的天赋与才气，尤其是他兴趣广泛，治学勤勉，方法得当，善于深思，因而他对许多学科都作过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而构建了自己关于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对人启示尤深，仍不失其学术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称其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开路先锋，一位文化巨人，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