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案例：清华博导因科研经费损失220万涉贪被捕(3)

我国现有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要么只有原则性规定，要么只对以“作为”方式实施的家庭暴力予以界定，而对以“不作为”的形式实施的家庭暴力(即“冷暴力”)没有明确的界定，使家庭冷暴力遭遇了法律空白，因此家家庭冷暴力如何离婚，就成了一个难题。一个关键方面就是体制机制障碍。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的，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最初，曲燕很反对付林注册环能瑞通，她的顾忌是，老师们开公司总有瓜田李下的嫌疑。

一开始，曲燕的这种忧虑似乎是多余的。但随着技术研发成功，尤其是技术的商业价值被市场认可时，这种“身份的嫌疑”就会越来越重，直到变成无法承受之重。在固有的观念中，知识分子应该是安守清贫的，而付林在网络上被一些人称为“清华首富”，这本身就很容易招致猜疑。

但即使没有注册公司，付林也早已跨入商业的河流。倪维斗传中国的高校体制下，很多老师事实上都是小老板。以付林为例，虽然他领导的能源所是科研机构，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公司实体——它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下属机构，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是付林，注册时间2004年。但规划院并没有给能源所注册资本，也不给员工发工资，事实上能源所是自负盈亏运转，付林要像老板一样组织人马做研究项目挣钱，否则就没办法给研究人员发工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说，这类研究所在高校很常见，主要是便于老师们承接项目，以及提供平台留住高水平科研人才。但能源所“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为付林后面被指控“挪用公款”打下伏笔。

回到环能瑞通。张世钢介绍，这家公司并没有经营活动，主要是安置课题组从事设备研发的工作人员，管理上也很粗放——最初由付林的一个朋友代管，后来由一位员工管理，甚至公司的公章都放在这位员工手里。这样松懈的管理，已经为付林出事打下了伏笔。

那么，老师们的关联公司到底能不能参与重大科研项目?据接近此案的人士透露，清华大学科研院负责人2017年1月在接受检察机关问询时明确表示，科技部、北京市和清华大学对关联单位参加课题没有限制，清华大学牵头的课题，课题负责人可以把确实承担科研任务的关联单位加入到课题里来，而且将课题经费拨到课题参与单位，也不需要对关联关系进行申明。

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国家鼓励科研人员创业，高校出现了一大批学科性公司，都是挂着公有制之名的红帽子公司。这些公司在股权上的复杂性，制造了很多故事，比如浙大褚健案。此后国家又多次出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但老师们开公司始终笼罩在身份嫌疑的阴影中——在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下，做得越成功嫌疑就越大，做得不成功倒是没人关注。

在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案件中，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领域，拿着属于学校的专利给自己赚钱等同于贪污。这个指控曾经也出现在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对付林的起诉意见书里，环能瑞通拥有3项专利曾被估价2800万，因此检察院指控付林贪污2800万。而在最终的起诉书上，这项指控消失了。

张世钢介绍说，环能瑞通在这个课题中一共有12项专利，其中9项是环能瑞通和清华大学共有的专利，主要是规划方面的;另外3项专利是环能瑞通独有的，是有关设备结构工艺方面的，与清华无关甚至与付林个人也无关，这是环能瑞通高薪从远大空调挖来的技术人员做出来的。国家出台的科研政策明确规定，参与课题的单位谁做出的专利归谁所有，环能瑞通的3项专利经过了清华大学三级审核和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权属界定。所以这项指控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