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案例：清华博导因科研经费损失220万涉贪被捕(2)

倪维斗院士说，“不仅是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高能耗产业都有大量的余热直接排放到了空气中，这些废热都可以用这项技术加以利用。”

2015年底，在原环保部总工程师杨朝飞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决定成立热污染专业委员会，付林担任主任委员。但付林却无法履责——他已失去自由。按照相关规定，学会的主任委员不能更换，所以这个使命感满满的学会就这样搁置了下来。“付林救活了一个行业，”中国节能协会热电产业联盟王钦波理事长说，在此之前，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行业已经不断在萎缩，而付林的这项成果把溴化锂制冷循环原理用在了供热设备上，市场一下子打开了。付林出事之后，这项刚刚开始推广的新技术面临着很多挑战，很多城市级的大型能源改造项目都停了下来。“现在是群龙无首，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2017年6月，付林的另一项重要成果要进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答辩，但取保候审的申请没有获得法院批准。“付林对社会没有危害，为什么不能取保候审?”倪维斗院士非常不理解,尤其是在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之后。

那么，付林到底犯了什么事?

起因是有人给北京市检察院写了封举报信，举报他巨额贪污。2016年3月17日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对付林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4月1日付林被正式批捕。2017年5月19日，海淀检察院公诉处正式起诉付林，根据起诉书付林有两项罪名，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付林案在高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科研成果转化所引发的事故。该案的焦点在于，付林的关联公司参与了上述重大课题的研究过程，以及后续的科研成果转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说：“付林案引发最坏的影响是，现在老师们有科研成果也不敢转化了，就写写论文吧。”

所有像付林一样搞科研成果转化的教授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身份的嫌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能通过科研成果转化赚钱，一身兼二任，很容易就有拿着国家的资源给自己用的嫌疑。付林被人举报贪污正是这个逻辑，前两年影响巨大的“浙大褚健案”也是这个逻辑。“我们这里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比美国大学差太远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接受采访时说，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大量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但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以及制度安排。

他举例说，美国大学里面有一种中介组织叫专利转换办公室，从业者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商人，而是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商业利益，1/3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的工作很高效，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这类中介组织可以帮助教授们在科研成果转化时避开直接面对市场的很多问题。

付林的妻子曲燕说，自从成立公司之后，她和付林就一直有很重的心理负担——不仅怕学校的人说拿着公家的资源给自己做事，也怕外面的人来找麻烦。有公司的那几年，付林不止一次遭到敲诈和威胁。2014年8月，付林卖掉了公司，准备彻底淡出商业江湖。但这个举动并没有让他避开泥沼。

在一连串阴差阳错的合同事件之后，付林得到了两项罪名：贪污和挪用公款。

在这个案件中，一共出现了付林的3家关联公司：环能瑞通、华清泰盟、华源泰盟。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由外部公司取代付林的关联公司，成为其搞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平台，那么付林可能不会涉入商业江湖，他也就不会面临如上的指控。但问题恰恰是，当时并没有公司愿意支持他。

自建厂以来，公司研制和生产了我国绝大部分研究实验堆、生产堆和动力堆燃料元件，取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先后研制出60多种产品，其中11项获得国家金质奖、银质奖、金龙奖和自治区及部优产品奖，取得科研成果2000余项，有10多项产品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14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成果奖和发明奖，曾受到国务院专令嘉奖，企业为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两弹一艇”的功勋单位。有的是高级技术企业本身科研成果不一定会成功，而且就算科研成果成功了，也不一定就以为着就可以一定进行市场转化就可以成功。我国企业将专利作为竞争工具或战略资源加以持续运用和经营的能力相对较低，企业专利实施方式和手段比较单一，专利实施范围和覆盖广度不够，专利转化应用效率与能力尚有缺乏。省知识产权局探索开展知识产权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制度创新，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和推介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包及路线图，包含专利申请/专利布局、专利导航、企业贯标、专利价值评估、专利质押融资、专利运营、专利预警、专利权评价、企业专利数据库建设等内容，涵盖了知识产权分析应用、管理、确权、维权、项目服务等诸多方面，整合政府管理部门、智库资源、专家人才、专业服务机构等多方力量，拓展、丰富和提升知识产权服务内容和供给品质，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