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政治遭遇前所未有困境(2)

政党博弈损害国家利益（大家手笔）

周淑真

政党的兴起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就是围绕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围绕权力进行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虽然这种博弈有利于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但它往往是以妨碍国家发展进步为代价的。近年来，西方政党政治日益遭遇困境：2016年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赢得大选，就任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颠覆了很多人对传统政党领袖的认知；2017年法国马克龙领导的政党“前进运动”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打破了法国传统政治格局；2017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前3年举行议会选举，本意是想让保守党在议会里再多拿一些席位，结果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导致“悬浮内阁”出现，留给英国一个没有共识的烂摊子；2017年9月，德国将举行大选，形势可谓扑朔迷离。西方政党政治遭遇的困境，不仅可能给国际体系建设和国际协作带来重大障碍，而且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自身的发展。具体而言，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对党的竞争会威胁国家的统一，特别是存在地方性政党的国家。追求地方利益甚至谋求独立的地方性政党（如英国的苏格兰民族党）与全国性政党之间的竞争，容易造成国家分裂。

二是政党博弈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各政党候选人通过中伤、抹黑对方以赢得选举的做法，会严重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形象。2016年美国大选从两党内部的初选开始，可谓“乱”字当头、意外频发，最后进行角逐的希拉里与特朗普两位总统候选人则是争议不断。从希拉里的“邮件门”“健康门”到特朗普的“录音门”“避税门”，令人大跌眼镜。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希拉里与特朗普比拼的重点不是用政策差异吸引选民，而是看“互黑”的手段。这场乱象频现的大选带给选民的是失望和愤怒。同时，新旧总统在政权交接阶段的缠斗厮打，改变了人们对美国政党政治运行规则和竞争方式的认知。

用革命的实践观点解决了旧唯物主义者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环境决定人"和"人改变环境",揭示了产生宗教神秘主义的秘密。由于有了“爱国爱澳”之国家意识和政治情怀，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除第一任行政长官和第一届立法会依全国人大相关决定产生外，已顺利进行了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和四届立法会选举。

四是政党博弈使西方政党成为分化社会的工具。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反对党通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并不具有建设性，很少能提出新的政策主张让选民考虑选择。西方政党政治在政治上的竞争，与一个国家发展所应强调的凝聚共识相违背，也与政党是社会力量的整合载体的传统理念相冲突。可以说，西方国家政党现在已经演变成分化社会的工具。政党政治的产生

政党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从理论上讲，国家利益应该是西方国家执政党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出发点；但事实上，国家利益的公共性与执政党的特殊利益追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国家利益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大至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小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国家在基本建设、公共卫生、国民教育、交通运输、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科研规划等社会公共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在西方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情况下，理性的公共政策因为政党博弈很难形成，更难以持续实施。比如，“奥巴马医改”是奥巴马执政8年苦心经营的最重要改革，被其视为最重要的政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代表民主党“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但特朗普上台后，这些都被一笔勾销。再来看欧洲，欧洲是一个福利社会，民主和福利几乎是一体的。欧洲国家的选举往往成为候选人之间的“福利拍卖会”。选民在投票时实际上不会进行多少理性思考，而是简单地看哪一个候选人承诺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福利，事实上任何政党上台后都不可能完全兑现其承诺。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执政党与民众渐行渐远。在不能达成政策共识时，欧洲国家动辄诉诸公投，公投又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很显然，当前西方政党政治遭遇的困境已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