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体制是什么 苏共20大之后的“统一思想”：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回击反党(5)

信函指出：

“不能不看到，某些地方的敌对势力成功地影响了那些在思想政治方面不够坚定和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人，后者在敌对宣传的影响下丧失了正确评价国际和国内局势的能力，变成了帝国主义宣传的传声筒，跟随《美国之音》、《BBC》和《自由欧洲》电台，重复有关苏联制度的各种诽谤性谰言。”

信函重申：

“当然，这些持异己观点者在无限忠于社会主义、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的千百万苏联人中间只占微不足道的部分。但是，这不能成为粗心大意和心慈手软的理由。同时，有不少例子表明，当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不坚决制止反苏宣传和不回击敌对攻击，他们就落后于事情的发展了。尤有甚者，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以党性为掩护，打着同个人崇拜斗争的旗号，滑到了反党立场上，容忍对党的蛊惑人心的攻击，质疑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应当强调的是，危险不仅仅是敌视性攻击和反党言论本身，危险并且不能容许的是，一些党组织表现得消极，它们经常忽视这些事实，在评价事实时没有表现出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党性，没有对反党的蛊惑人心的言论给予有组织的反击，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以制止反苏的敌对分子的活动。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一些党组织在一些情况下忘记了：党永远要并且今后还要同反苏的敌对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

信函再次要求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中央认为必须强调，同反党和反苏现象斗争的削弱表明，党组织的政治警惕性有一定程度的迟钝，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党多次指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绝不意味着削弱意识形态工作。为此党要求加强所有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以我们战斗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工作全面抵制虚伪的资产阶级宣传。事实表明，这些警告还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依然常常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工作中有许多宣言式和形式主义的东西，缺少应有的政治尖锐性。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们工作薄弱的地方，就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作用、为资本主义残余在苏联人意识中的活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残余因为反动的外国宣传而加强，并且也因为居民收听境外广播而强化，那些居民传播各种传闻和谣言，还被那些反苏敌对势力所利用。”

从苏共中央12月信函中可以看到，信函认为，国际和国内反苏势力是有联系的，而一些党员却在反苏活动面前软弱无力。所以，信函再次要求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落后状况，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同反苏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结语

赫鲁晓夫报告后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表明部分苏共党员对赫鲁晓夫报告存在着反对意见，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苏联社会现实和制度存在着消极和否定的看法，因而引起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不安和恐慌，进而被作为“反党言论”进行追究和处理。苏共中央不仅通过专门决定开除一些违规党员的党籍和处分其所在单位的领导干部，而且还以决议和信函的形式严厉批评一些党员诽谤党和苏维埃制度，认为反党言论在一些党的会议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强调不能把个人崇拜看作是苏联社会的固有现象，要求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工作和制止反苏分子的攻击等。

苏共中央的上述文件试图以处分和教育并重的方式引导全体党员正确理解苏共20大决议和统一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但是实际上等于确定了苏共党员实际上也是全体人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发表意见的界线，那就是：在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不能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批评个人崇拜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时，不能怀疑社会现实，不能质疑现行制度。这种底线的制定可以说是对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憧憬党内民主的那些党员的当头棒喝：以为在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时可以随意非议领导和妄议国事，那完全是非份之念！上述文件让斯大林时期不敢言语和赫鲁晓夫时期直言不讳的苏共党员再次噤若寒蝉，实际上扼杀了由赫鲁晓夫报告所开启的全党甚至全民讨论斯大林问题和未来发展道路的机会，从而也葬送了苏联社会后斯大林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