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中国忧思录　　　　我说中华民族到了(3)

经验证明：社会的稳定不可能单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调控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对自身地位的认可，取决于公民诉求渠道的通畅和利益平衡能力的提升。

四、民众诉求的通道不畅

古语说，不平则鸣。但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则没有为“不平者”提供一个可以宣泄的平台。普通民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求告无路，而在面临来自公权的侵害时更是告状无门。现在由于干群关系、劳资关系、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紧张而引发的各种纠纷与冲突不断，但普通民众一直处于弱势的一方。恕我直言，我们的信访部门往往是勤于接待疏于处理，大量的求诉信件基本上都如泥牛入海。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运用各种手段去阻滞民众上传意愿的通道。比如，他们专门安排人员在省会京城对上访者进行围追堵截，进行恐吓欺骗和强行遣返。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上访、静坐等都成了社会不安的征兆。而上级对下面的考评往往也是把治安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参照，多数情况下甚至于就是“一票否决”。所以各地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淤积的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用围追堵截的方法，用欺瞒哄骗的方法，用拖延敷衍的方法，尽量避免集体上访等事件的发生，极力维护一种表面上的“安定祥和”的局面。但如果问题得不到处理，这个虚假的稳定肯定是不能长久地维系下去的。民众的负面情绪总得有一个倾泄的地方。过去的公民有“四大”自由，有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从历史上来看，“四大”曾经给中国带来动乱不安，取消其是理所当然。但取消罢工则是让劳动者失去了跟资本或企业抗衡的筹码，使其在相互关系中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境地。再者，尽管我们的法律上也有游行示威的条款，但就目前现状而言，民众要想通过这样的途径去争取自身利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当所有申诉的途径都不通畅，当所有发泄的出口都被封死，那些不良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最终就会因为不能承受而彻底爆发。现在社会上频发的自杀案、袭警案、杀官案、杀童案等等，都应该看作是这些负面情绪的变态的和极端的表现方式。

总之，我们要保持清醒和理性，不断攀升的GDP数字，并不表示百姓生活水平也节节高升了。而靠卖地盖楼拉动的GDP，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出口换来的GDP，靠大量消耗能源大量制造污染得来的GDP，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进步。相反，它只能代表我们国家所走的弯路，代表我们民族在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巨大而无谓的牺牲。而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不能从高涨的GDP数字中分得属于自己的比值，那么这个GDP所传递的可能就是一种躁动不安的信号了。风平浪静的海面下是潜藏的涡流，一马平川的地表下是涌动的火山。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一种麻木，而老是闭着眼睛大唱赞歌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一定是在自欺欺人。

作为结论我想说，纵观中国的历史，我们已经到了又一个危险时期，而且最危险的时期。我想强调的是，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的迟钝和麻木。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应对问题，不能顺利地化解危机，那么中国将会跌入一个可怕的深渊之中，而我们所有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将会彻底葬送。

2010。5。25于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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