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中国忧思录　　　　我说中华民族到了(2)

信仰缺失的另一面就是教育的苍白与软弱。

邓小平生前曾经为教育问题忧虑，这个忧虑不是杞人忧天。现在看来，现在的教育确实到了大病缠身的时期了。我说的教育，不是狭隘的学校教育，它包括了对整个国民的精神塑造和道德培育。我们一直鼓励大家挣钱，却没有教会他们生活，这是教育最大的失误。而这个失误的代价将会使我们整个国家陷入文明的低谷之中，我们所有的建设成果都将变得苍白变得无足轻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不尊重道德和法律，将成为我们社会群体的顽症。他们只相信金钱，相信权力。这是一个“金钱通吃”的时代。只要你永远足够的金钱，你也就占据了社会的高台，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甚至于政府都会围绕你旋转。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那些劣迹斑斑的富翁老板，老是出现在报刊屏幕上，被许多记者追捧。这一点甚至连中央的媒体也不能免俗。其实在封建社会，有钱的人也绝对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无限风光。比如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打击豪强，不让他们做大。还有他们的房屋、服饰也都有诸多的讲究。比如商人再有钱，也不许穿大红大绿的颜色。这实际上是不提倡大家都去发财。我不主张对富豪实行权力上的限制，但我们绝不能让其因为有钱而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更不能让其成为大众膜拜的偶像。否则我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就会彻底崩溃，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三、贫富的悬殊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跃进，但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利益的不均衡，使社会成员由原来的共同贫穷而逐渐走向了两极分化。资料显示：在目前的中国，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社会百分之八十的财富。也就是说，中国的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２００４）》指出:“最高收入１０%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４５%，而最低收入１０%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１.４%。”这就是说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３２.１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内需不足，居民消费不断下降，产能相对过剩。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税收逆向调节，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比重由10年前的49%增加到60%。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5以上，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超过0.4为警戒状态，如果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眼下的中国正处在危险的边缘。

社会学家指出，社会的稳定依靠的是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太少了，这个也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改革开放，造就了数以万计的超级富豪，却没有培育出亿万计的百万富翁。这是改革开放最不成功的地方，也为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为官不善，为富不仁，则进一步加剧了贫富矛盾。

国家的富民政策几乎年年都出台许多，这表现了中央政府对多数民众利益的关切。但这种关切往往比百姓的要求滞后，在加上地方政府不能很好的贯彻中央政策，甚至于在很多时候不是让利于民，而是与民争利。比如在税收上，在房地产上等等。隋朝的灭亡不是因为国家贫穷，而是因为国家太富了，国富而民穷，于是社会就滋生不满情绪，瓦岗一闹，天下遂亡。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的国家现在也与此相仿，藏富于国，尽管少数人也是家有万贯，但绝大多数人还仅仅停留在温饱线上。他们生不起（大医院生孩子动辄数千）、活不起（物价太高）、病不起（负担不了医药费）、死不起（买不起墓地）。有些官吏老是抱怨现在的百姓不知道满足，说他们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恕我直言，这是因为你不是百姓，你也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骂娘自有骂娘的理由，他们拥有的太少，他们没有理由为目前的生活而感激涕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心生怨气，而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出来。目前频发的“灭门案”“杀官案”“袭警案”“杀童案”就是一个不祥的信号。这些都不是独立的个案，而是社会深层矛盾激化的征兆。我们注意到，为了遏止此类现象的发生，中央和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维稳”举措，包括加强防范措施，对犯罪分子从重从严惩处等等。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的稳定靠的是大多数人安居乐业，让他们活得体面而有尊严，有归属感和幸福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如果他们不认同目前的利益格局，不认同自己的生存处境，那么他们就会烦躁不安，甚至于铤而走险。“稳定”不是维护出来的，“严打”也打不出一个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