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道德性问题 [转载]从“开放”到“放开”：让市场起作用，把激励搞对(8)

这个话题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具体展开。但是我想说，哪怕运用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基本知识，我们就能分辨出正确的思路与不正确的思路。这里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的重要差别，是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髓的起点。

3.经济发展新动力：创新

创新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特别是“双创”的提出，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创新从过去的从上到下，扩展到从下到上。这两类创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从上到下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在美国也有，比如造原子弹，比如登月。但要是从数量和影响范围来讲，历史证明，还是从下到上的创新更为根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Phelps）的书《大繁荣》，就专门记录了西方国家中草根创新的历史。其实，“双创”也是基于哈耶克关于分散信息和分散知识的使用。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北京海淀中关村清华科技园，就是一个在创新领域非常令人瞩目的地方。清华经管学院在2013年4月创办的“清华x—空间”（清华x?lab）就在这栋楼隔壁的B座。创新是增长模型中唯一的变量，具有如此大的潜力，也具有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它让你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充满了多种可能。比如我们经常问，世界上的资源能支持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吗？能像美国那样每家都拥有汽车吗？我们的思路是在给定现有技术下的思路。给定这些技术，你可以说中国这么多人，每个人能源消费这么多，是不可能承受的。但是这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创新。创新可以节省能源，创新可以不使用传统能源。再比如，我们问经济增长对公平的影响是什么？创新到底是使穷人受益多，还是使富人受益多？在过去这一百年间，我想创新使得穷人生命的延长远远大于富人生命的延长。创新也使得智能手机这一在几年前还是很贵的产品变得如此便宜，不仅中国的一般百姓，而且包括非洲的穷人，都能使用。感谢我们的创业者、创新者，能用1/10的价格，或者1/6的价格（人家是用美元标价，我们可以按同样的数字用人民币标价）生产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得创新的成果不仅仅由少数人享受，而是更多人可以享受。

关于创新，我讲两个看法。第一，如果相信经济学原理的话，就要相信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经济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发达国家，它们处在技术前沿，唯一的增长模式就是靠创新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第二类是穷国，它们远离技术前沿，但可以靠模仿，靠资源动员来获得高增长。中国在过去的30年，印度在今天，都是这种情况。我想强调的是，还有第三类，即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穷国，它们处在中间状态。一方面，相比发达国家，资源动员还有空间；另一方面，相比穷国，创新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目前就是处在这一中间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但是会帮助我们找准自己的方位。

第二，创新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创新通常强调从0到1，但最近我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从1到N。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N在中国是个巨大的力量，N是近14亿。二是从1到N并不只是简单模仿，中间有很多学习中的创新。中国很多成功的新经济中的企业，就是从1到N过程中创新的典范。

这就是我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正常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报酬递减规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是要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结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创新，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就是改变生产方式，产生新产品，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

最后我想借用凯恩斯的这段话来结束本文：

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它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罕见天赋的组合。他应该同时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懂得符号，并用文字将其表达出来。他必须用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为了未来。没有人的本性和人的制度会超出他的考虑的范围。他必须既是有目的的同时又是超脱的，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务实。

这段话概括了凯恩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期望。理解经济学原理，就是让我们能够用非常根本的、简单的原理来理解那些非常高深的学问，并且解释看上去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是容易的，但是也需要各种天赋的组合。

——2017年第3期《新华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