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道德性问题 [转载]从“开放”到“放开”：让市场起作用，把激励搞对(7)

总结一下这一部分：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经济学家看到有三个因素是改革前后最大的不同——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可以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在这里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还不能解释全部细节，但是确实能够解释相当多的部分，特别是核心部分。

四、用经济学原理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

1.经济增速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最明显的标志是增速下降，2015年降到了7%以下。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有很多细节，经济学者观点不一致，中间相差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甚至三个百分点。我今天不对这中间的差别做解释，而是想说，基于经济学原理，大家有不少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资源的稀缺性与报酬递减的一般规律。由此推出，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与该国的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没有例外。正是因为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所以就会出现追赶效应。如果我们把人均GDP的水平分为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就可以大致对应潜在增长率为高增长、中高增长、中增长、低中增长、低增长。当然这是潜在的增长率，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实现，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就是重要条件，和平环境也是重要条件。

不过，从这里我们马上就可以推导出，拿中国的增长率与美国的增长率去比较毫无意义，因为不是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同样，拿今天中国的增长率与今天印度的增长率去比较，意义也不大，因为印度的人均GDP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拿今天中国的增长率与20年前中国的增长率比较也没有什么意义。

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00美元，是美国的1/7。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4。但是，无论是用汇率衡量，还是用PPP衡量，中国在今天的人均GDP仍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说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是恰如其分的。这也说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虽然不如印度了，但是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

这背后的原因是报酬递减规律，是资源的稀缺性。人口结构是明显的因素。劳动力是一个稀缺资源。中国从2011年起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开始下降，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绝对数开始下降。所以，仅仅看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还不够，还得看其他资源的限制，比如人口结构就是一个重要的限制。中国今天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结构是不同的。这从可观察到的数据，比如工资水平增长上，就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国的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使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当然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上升的。这在全球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近年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都在下降，资本收入占比则在上升。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再看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在2007年之前，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正常，但是自此以后就一直在下降。这背后的原因包括市场中的扭曲严重，比如过剩产能等。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这些都是造成报酬递减的因素。最后反映在整体效率的下降，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增长：短期是刺激政策，它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期是结构性改革，它影响供给侧，影响市场效率；长期是创新，它改变生产方式。下面我着重讲中期和长期这两个方面。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语是什么？如果是政府，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调整，那就是计划经济的思路。计划经济下叫有计划、按比例，比例就是指结构比例，如果结构比例不对，就要按比例来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语如果是市场，那么结构调整就应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调控的工具。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机制与结果。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运用刚才讲的经济学原理，就是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就是要纠正激励扭曲，纠正市场扭曲。究竟什么是合适的结构比例？这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国内经济情况，还要根据全球经济情况共同决定。这不是我们看比例能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