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同学 夜思｜《无问西东》：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2)

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西南联大，受校长梅贻琦之邀为学校设计校舍。他们递交的图纸却一次次被驳回。

因为资金短缺，全校只有图书馆的屋顶可以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用铁皮，其他的建筑原材料，只能是茅草。

林徽因一边改图纸，一边流泪。

就是在一幢幢茅草房铺满的校园，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情怀被刻画，流传至今。

他们和这所学校一起，成了中国人的脊梁之一。

大师治校筑自由精神

什么是风骨？

西南联大的风骨，可以先从中国近代文坛的作家们开始领略。

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时，半个南中国的颠簸辗转，让他得了恶性疟疾。

那年他19岁，住进医院时，高烧超过四十度，已经到了病危的程度。

待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他就进了考场。

汪曾祺是个自由潇洒的人，这从他当时的一张照片就能看出。他站在中间，两边是李荣、朱德熙。三人均身着长衫，甚至还有点不修边幅的意思。

汪曾祺的学生时代，似乎将一种文人的自由贯彻到极致。他上课随心所欲，喜欢的课就上，不喜欢的课一概不去。他最喜欢的是沈从文和闻一多的课，从不缺席。

沈从文讲课虽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很难听懂，却是一旦听懂就能让人受益匪浅的。沈从文曾说，写作要“贴着人物来写”，这句话对汪曾祺终身受用。

闻一多老师的课则让汪曾祺感慨：“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汪曾祺上课自由，老师讲课也自由。教授们讲课不拘泥于形式，想怎样讲，就怎样讲。学生也可以随意旁听其他教授的课。文学系的学子，期末的作业交一篇有着独创性见解的读书报告即可。这样的自由精神，给了像汪曾祺一样的学子极大的成长空间。

如同陈寅恪先生慨叹过的一般，“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汪曾祺也在后来回忆往事时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属于西南联大的风骨。也是每个汪曾祺般的学子的风骨。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才？

这个问题，86岁高龄的西南联大学子何兆武先生给出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相同的答案：自由。

信念支撑敬畏之心

不只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子，还有着知识与精神的汇合。

如同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所书写的那般：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特殊年代，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们的八音合奏，融合了更多的救亡精神与骨气血性。

西南联大人的良心和风骨，也体现在做学问上。

陈寅恪到了西南联大，每次教课都恪守学术，十分认真。

上课时，常常抱着一个黑布包袱，里面是在上课时要引证的史料。

他会早早进入教室，细心把主要的史料一字不漏地抄写在黑板上，供学生学习。

“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这是陈寅恪的治学之道。并且，陈寅恪身体力行，从不说空话，说大话。

他对得起学问和良心。

当时，冯友兰先生任联大文学院长，他对陈寅恪非常钦佩。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冯友兰总是跟随在他身后，目送陈寅恪走上讲台，然后才会在台下坐下，一丝不苟地听讲、做笔记。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仍然称，陈寅恪是让自己心仪已久的旷世奇人。

陈寅恪来到昆明的时候，日军正对着昆明狂轰滥炸。他住的楼房前挖了一个大土坑，盖上木板以作防空之用。所有人都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防备着。每次一有警报，大家都往大土坑里跑。

陈寅恪专门写过一副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那时的陈寅恪，身体十分衰弱。他右眼失明，步履艰难，视野恍惚，每一次跑向防空洞都是一次折磨。再加上他本身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对警报的反应更容易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