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 [转载]阿城：​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3)

我不知道讲什么，跟认识的人可以掏心窝子，今天这么多人我怎么掏心窝子。光这么讲，越讲越觉得恐惧。所以现在跟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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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1：您写“三王”时，有没有意识到世俗资源是可以拿来用的？我觉得读“三王”，觉得民粹色彩比较浓，普通民众很厉害，下棋很棒，自然观念也很超前，似乎跟您刚刚讲的世俗考量不大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谢谢。

阿城：“三王”是知识青年。不一样，做的是颠覆。小说“三王”已经变成古代的东西了，跟现代不一样，因为语境消失的时候，不知道颠覆的是什么，其实颠覆的就是主流问题。比如《树王》，当时的主流是只管生产不管其他，说不上环保，对整个自然是一个破坏，《树王》跟这个颠覆有关。《孩子王》跟教育有关，怎么挑这件事，是主人公有自己的东西，如果主人公不允许他这么教的话，那他就离开了，所以应该是结尾时说的，离开回生产队去，走着走着就高兴起来了，不是就这件事情跟你斗争，不可能，文革时最高做到的是只能不合作，做不到抗争。《棋王》也是，老师跟世俗特别地融在一起，但还是有一个界限。

提问2：阿城老师您好，您介绍世俗时，是诞生于中国帝制兴起以后，那么我们继承世俗资源这个东西时，有没有和权力相关的东西？比儒家更儒的东西有一些不太相洽的地方，不知道您怎么看世俗的继承？

阿城：我们现在更多讨论和议论的是权力关系。我们刚才说现代性，当它颠覆了政治权威时，接着要颠覆什么权威？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一直在他们的命题中兑现金融绝对权，我们现在的金融还没有成为绝对权。现在是挣钱的时候，怎么能颠覆这个权力？80年代初，北大请詹姆斯给大家讲现代，当时很多人很奇怪：电视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其实指的是金融这个绝对权力做广告等，等于广告是搜刮你。他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要颠覆金融权威，这个权威比政治权威还厉害，因为金融是有学习能力和改变能力的。当时很多听讲座的人说，我们电视现在还买不着，他们都把电视要颠覆了，我们买电视还要用票。以前我们看得很明确，把这个耽误之后面临的是政治和金融联合的形势，也就是大家说的“政商联合”，这个更强、非常强。讨论权力于中国现实而言，已经没有八十年代初那么简单了，那时候没有金融权，现在金融权和政治权在一起，政商结合非常强大。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皇权不下县”。我们学历史时，感到皇帝一个人说的话是口衔天宪，权力是绝对的，但它知道适可而止，在县这儿就截断了，县底下这一层有活力，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特殊之处，绝对权力有收处，在县截止。县以下的社会，乡绅、宗法社会自行管理，由此创造性没有被压制。很早有一句话“帝力于我何有焉”，如果在县以上，权力会管你，权力会控制你，县以下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跟现代的世俗有点不太一样。我老家在河北白洋淀，农民说话不象话，现在农民不这么说，那时候民国已经往下，突破了县一级，但宗族一直顶着绝对权力。梁漱溟在山东县一级做农村改造，后来跟毛泽东的冲突也在这儿，认为他了解农民、农业、农村，毛的意思是你有我了解吗？其实梁漱溟了解的是“皇权不下县”的农村，毛的了解是突破县，这是两个概念，冲突肯定是激烈的。你问的问题很好，让我能够有一个区别，对传统世俗和现代世俗有一个区别。

提问3：阿城老师，您说关于世俗有一个关于礼貌的问题，30年代或者40年代的北京，南城、东西城有些话不能说，骂人的、带脏字的不能说，南城会出现那种情况，这个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比如现在哪儿都有带脏话字词，包括区域有人口的涌入，发生改变。随着社会变成，整个趋势已经变化了。

阿城：这个趋势发生的特别多，从孔子的记录和言行可以看出来，古代社会，先秦的时候是“道德有区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讲的就是道德区隔，大夫这些人有尊严，因此不可以对他用刑，用刑以后，权威没有了。礼也不能下庶人，为什么？非常多的礼那不是一般老百姓脑子里能够记得住的。刘姥姥入大观园讲的就是这和事情，刘姥姥在礼之外，进入“礼”的时候一定出笑话。这体现的是道德区隔。所以古代社会设计时，你要是不想用“刑”的话，对不起，就别违反礼。对老百姓来说也别跟他繁文缛节等等讲这么多东西，你做错了给你一巴掌，然后就记住了，下次不会再犯。有区隔的设计是中国文明里很聪明的一点，让你选，你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