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转载]观点｜邓晓芒：中国大学改革改成“(4)

在这方面，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借鉴和启发作用。如果不算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的话，西方近代的大学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经院”，这种经院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扰，但至少与世俗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直接用自己的神学和哲学理论研究为教会服务的。

到了十三世纪，早期市民社会兴起，开始有了不仅面向神职人员、而且面向世俗社会的大学，其中除了教授通常的神学和哲学(形而上学、逻辑、辩证法)之外，还教授法律、修辞、诗学、语言学等世俗学问(“人文”科学)，并从中培养出了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这种大学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自治”性，它们不是服务于某个政权的，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但本质上则是自由探讨学问的场所，不是服务于任何人的(而这一点又是由于它们的神学背景所决定的)。

当然，当时的人文学者不一定都出自于这种大学，有许多人文学者都以自己是“自学者”而自豪;但在那个时代的总体人文气氛中，大学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散漫的人文学术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化(不是行政上的“规范化”，而是真正学术上的规范)。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大学从充当“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学术中蜕化为中世纪神学的反叛者，成为人文思潮的中坚和实验室，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政治行动，而是纯粹的学术探讨的结果。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即使是学术评价标准的转换这样纯粹学术上的问题，也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当然也隐含有利益分配问题)，就可见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教育理念上的隔阂。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定的技术性操作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因此，教育体制改革的前途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在现行政治体制尚未有真正突破性的改革举措的情况下，教育体制改革本身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在政治体制中毕竟是一个最为敏感和得风气之先的领域，所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恰好要以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作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