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转载]观点｜邓晓芒：中国大学改革改成“(3)

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作任何部分的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

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的瞎折腾。我国的政治体制是什么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

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与西方的politics(城邦事务)不同，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帝王和臣僚的“为政”“治民”之术，这种统治术一开始就和思想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虽然以军事斗争作为其最高体现，但在日常却是以通过教育来收拾民心这种方式维持的，所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所谓依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治教育(“政教”)，即教人服从有权势者及如何为当权者效力。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凡“显学”如儒、道、墨、法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其余兵、农、名、阴阳等等则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并融入了政治之中而成为其适用的工具。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最重教育的儒家学说占据了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和“独尊”地位，而且正式把一种政治思想兼道德教育的学说单一化，变成了一种“术”，即统治术(人君南面之术)。唐代开科举，宋代把理学经典固定为“八股”模式，越来越使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学问研究与与官僚培训结成了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挂帅”、“四个第一”和“××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法，并不是极左思潮的首创，而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

“五四”以来中国的激进思想家们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除了蔡元培先生的几声呐喊外)丝毫也未受到触动，反而变本加厉，尤其成为教育领域中理所当然的体制模式。如果说，这种模式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年代曾起过切实的政治推进作用并参与造就了民族振兴的起点的话，那么时值今日，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并对民族文化和精神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时代，将一切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都紧紧捆在政治这个固定的基点上，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精神生活的不智之举了。

而一旦政治本身也由于深陷于腐败的泥沼而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原则，那就免不了使依附于它的各种要素更加分崩离析、乱作一团，而教育部门过去由于紧靠政治而沾上的庄严神圣的光彩也就黯然失色、斯文扫地了。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而代之以“教育为人民服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分工，甚至政治本身也成为了一门“学问”(政治学)。然而在体制上，我国数十年(其实应该说是数千年)一贯的政教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松动，而且还进一步有所加强。

教育领域里改革的滞后不过是整个国家政治领域改革滞后的表现，反过来，教育体制改革的真正实行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杆标尺。正如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是限制政府对社会一切事务的绝对权力一样，教育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限制行政部门对教育事业的无所不至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