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 美国的战争经济学（下）(2)

从企业界向政府机构的人员流动也不鲜见，通用汽车总经理威尔逊和福特汽车公司总经理麦克纳马拉分别在艾森豪威尔时期和肯尼迪时期成为国防部长，就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实际上，军工复合体很难被视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准确的说，它是一个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综合关系网络。在企业与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之外，它还包含或涉及其他一些要素和现象。

在华盛顿，除五角大楼之外，国会山的活动也有不少牵涉其中：至少包括与军工利益有瓜葛的国会议员和代表军工产业的游说集团。经济高度倚重国防工业的州、城市和社区，以及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和企业的工会组织，其表现往往与军工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

在华盛顿内外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面向五角大楼的智库和顾问公司，它们就军事技术、政策和战略问题等项目从军方或政府那里承接研究项目合同，兰德公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在美国各地，与能源部有稳定合同关系的十多个国家实验室和技术中心也经常参与军事技术项目。而承接来自五角大楼的研究合同的大学里的各个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往往被认为是组成“军工学复合体”的组成要素。实际上，军事机构与知识和学术领域之间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用“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这个词才能说明问题。

军工复合体的存在，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注入新的因素，也部分地重塑了它的权力精英体系。它使美国人所习惯的安排和做法、所秉持的原则和信念受到挤压，从而产生不安、不适，乃至于焦虑和危机感。艾森豪威尔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论调就反映了美国社会面对这种变化的纠结情绪和复杂心态。

自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以来，军工复合体的存在并未受到大的冲击，但美国社会对它的警惧关注也不曾消失。国会和其他机构曾进行过多次与之有关的调查。越南战争后期对军工复合体的指责批判一度非常激烈广泛。后冷战时期美国多次发动局部战争，有关争议也往往涉及军工复合体的影响。

军工复合体已经深刻地嵌入美国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它虽然受制于美国社会的监督和制衡力量，但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仍然有理由对它的存在和影响抱有不安甚至不祥之感，因为它是维持和扩张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最基本、也最难从根本上克服的实体力量。在军工复合体身上，依附着美国经过二战、冷战而培育出的一种军事传统和战略文化，一种美国独有的杂糅了军人、公司管理者和技术专家风格的精神气质。

一个典型的军工复合体中人具有如下特性：崇尚技术理性和管理效率，追求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和高技术化，对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怀有根深蒂固的偏好和信心。它代表和维持着美国国际行为中的军事本能和战争偏好，使得美国在冷战后不可能走上大规模裁军的道路，也使得单一而强硬的军事观点经常在对外政策中发挥不恰当的影响。

《看历史》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