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 美国的战争经济学（下）

原标题：（揭秘）军工复合体——美国的战争经济学（下）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从一战以来的任何一场世界性战争或局部战争中，几乎都能够找寻到美国人的身影。那么，美国为什么会从一个不爱战争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是军火商与银行家把美国推向一战吗？美国摆脱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与二战巨大的军工需求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美国军火商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军工复合体是怎样重塑美国的？本期军史解密，李涵为您讲述：军工复合体——美国的战争经济学（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被构筑起来，成为美国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而这个战争机器与其经济体系之间的结构性联结和共生关系一经牢固确立，即再无全面消退可能。

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在十年间推行的各项刺激计划并没有使美国真正脱离困境。正是凭借二战中巨大的军工需求，美国经济才真正摆脱大萧条，重新繁荣起来。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即军事支出导致经济扩张的思路和逻辑。而美国舆论氛围也因战争而大变，战前对军火商的指责、恐惧似乎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因为战争使得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在美国内外赢得“民主的兵工厂”的美誉，其巨量产能对击败法西斯所发挥的作用也无法否认。

二战虽然结束了，但这种趋势，又因冷战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强化。冷战初期，对“国家安全”的深切焦虑，对美国“国家使命”的扩张性界定，运行顺畅、空前繁荣的经济，都使得类似一战后那种“回归常态”的主张几乎没有容身之地。

在整个50年代如火如荼的军备竞赛中，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迈入历史上最长的黄金期，而立国以来直至二战当中一直存在的小规模国营军火工业则在50年代的私有化运动中消失了。这个过程反映了现代军事机器的经济技术规律：现代军事装备的研发生产必须综合多个行业和产业领域的资源和能力，各军种所属国有企业固有的自足、封闭特征使之无法适应其中的效率要求。

这个过程也反映了私营产业界话语力量的壮大：它以公营军工企业效率不良、不符合美国“自由企业制度”原则为由，敦促国会和政府对其实施“私有化”，从而消除了私营企业那实力本就不强的竞争对手。

这样，在冷战大部分时期，占美国政府预算四成到一半左右的军费开支就全部流向私营产业部门，军工复合体的完备形态就此形成并持久存在。以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军工生产的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通用电气、麦道、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波音、罗克韦尔、通用汽车、IBM等大公司为一方，以掌握巨额军费开销的国防部及所辖美国军队为另一方，双方在“买主—卖家”的合同关系基础上构成军工复合体的基干关系。战后美国新兴的重要产业领域，如航空、航天、能源、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都与国防合同有密切关系。以IBM为例，1950年代其收入的一半来自国防部门。

在政府和军队与产业界的强化了的关系中，除了明面上的合同，还有复杂的公关活动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企业处心积虑开展针对五角大楼的所谓“市场情报”活动，通过结交国防部官员取得军购计划方面的信息和人脉。1959年众议院的一个专门调查发现，军工企业的确有意识地采用“宴饮说服策略”。

由于国会在武器拨款方面的特殊分量，企业界还经常采用一个策略，即在向五角大楼提交某项新武器计划之前，先向一位关键职位上的国会议员实施游说，以使本公司的武器方案获得先期有利地位。

50年代末以来有个一度受到特别关注的情况是军队和企业之间存在的“旋转门”。国会1969年，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经调查发现，涉及军事订货合同的最大的一百家企业雇佣了两千多名退役的上校以上的军官。这些退役军人很容易接近军队和五角大楼，对军事采购计划所能够施加的影响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