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全面失败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_第7章(6)

朝鲜战争对中国还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周的《共同纲领》难以实施，党加强了控制。发展小型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被取消。放松对私有经济的控制，使得蒋介石统治时期十分猖獗的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现象死灰复燃了。旧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由于有些资本家再度从事投机倒把活动，gcd打击了这些资本家。1951 年 5 月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助长了走私、偷工减料、怠工、黑市买卖、囤积居奇等等。私人经济迅速控制了急需商品，党的干部很容易就被拖下水，并为资本家效劳。

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两场严厉的运动。一场是“三反”运动，打击对象是与资本家同流合污的党员干部。另一场是”五反”运动，矛头直指参与破坏活动的资本家和商人。这两场运动或许是必要的，但和以往的运动一样，进行得有些过头。结果，一些原来富有理想的非gcd人士热情大为低落。有相当数量的党员被清除出党，数十人被立即处决。1956 年我和一些党员谈及“三反”、“五反”运动时，他们强调说：“党有腐败的倾向……运动以后好多了。”

1952 年周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指出“三反”、“五反”有不良后果。“头脑少发点热结果更好些。”直言不讳的聂荣臻也曾回忆到，“我们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有过激行为。每次运动过后，我们都要进行甄别，决定哪些人要平反。总是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冤屈。”⑦

朝鲜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抓间谍热，并影响到许多宗教团体。1949 年周向天主教领袖们保证说：“我们绝不会开展反宗教运动。”只要与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教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一个独立于梵蒂冈的爱国天主教会得到政府的支持。它保存至今，并拥有自己的神学院。但是，“三反”、“五反”之后，一些著名的基督教领袖遭到监禁，另一些因间谍罪名被处决了。”三反”、”五反”的最坏后果恐怕是，党内有些平庸之辈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得到了擢升。国民党留下的 200 万政府官员继续留用，但都调任邮局、银行、贸易机构中的低级职务。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党员负责干部与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之间的磨擦日益严重。大学里的党员负责干部可能是优秀游击队员，善于破坏铁路。但他们总是怀疑使用精密仪器从事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在向敌人发“密电”。诗人郭沫若给我讲过两个摄影师的故事。在一次公共集会上，他们在拍照片。其中一位的闪光灯发生爆炸，这两个人立即被抓了起来，并被指控，企图暗杀在场的领导。

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说法引起一场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的运动。让群众接种预防天花的疫苗是有益的，但也使得养蜂人和昆虫学家横遭逮捕。周提议为那些“在长期战争中没有机会进学校的”党员干部开办速成班。但是有些党员对此十分不满，党内不少基层干部抗议说，这样做，是暗示他们无能。“我们仗都打赢了，管理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周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札。他被安排在社会主义国家和gcd代表们的首位。斯大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对于自己的地位没有很大把握，所以这次周出访的收获要比 1950 年丰厚得多，签署了更多的经济协议。周提出了尖端技术转让的问题，尤其是在核研究领域里。他带来了聂荣臻，聂是日后中国科技领域，特别是核技术领域的奠基人。这次尽管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诺，但仍有一些口头允诺。此行果实累累，周和聂带着更多的贷款，在更好的合作气氛中回到了北京。

周现在可以结束朝鲜战争了。1953 年 7 月宣布停战。朝鲜战争一共进行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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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现在要着手处理另一件重大的工作，那就是：巩固中央政府，对付那些刚愎自用的地方党委书记与军队的指挥官。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中国必须完全团结一致，有一个各方听命的强有力的“中央”。1949 年中国有六大军区，每个军区都有相应的地方政府。东北的高岗在地方首脑中权势最为显赫。他同时占据军内和党内的高位。1953 年下半年，所有各大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均被调到北京，安排其他职位，打消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念头。六大军区重新划分为 13 个军区。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到北京中央政府手中，总体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交由周的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计划委员会负责。⑧这些变化对高岗影响最大。高今后必须征得北京的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在上海，与高岗一样喜欢自行其是的饶漱石也受到相似的限制。周建议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受到身边一些老干部的制约，最主要的是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受到包围，他本人知道得很清楚。周告诉高一切指令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便说：“哪个中央？哪个中央？”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的时候了，毛和刘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