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勤|教研结合的标杆-郑天廷明史讲座综述

摘要：《郑天挺明史讲义》在性质上兼有教学和科研的双重特质，不仅适应明史教学的需求，也是带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门著述。该书内容宏富、体系严整，初步建成了现代明史学术制度的基本框架，书中蕴含的训诂方法跟学术见解亦对后学启发良多。深入开掘《讲义》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可将明史研究走向深入，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该书更全面地了解、评价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地位。

关键词：郑天挺 明史讲义 学术贡献

郑天挺先生是我国现代知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他人生学术成就斐然，治学尤以明清史见长，郑先生的明史成就已经为世所瞩目，但因为他的史记著述大多未经发表，其在明史领域的娴熟造诣与沉稳思考，长期隐而不彰。2017年11月，《郑天挺明史讲义》煌煌三巨册出版诞生，为我们知道郑先生的明史成就与贡献提供了充分的资料根据。展卷细读，可看到该讲义体系严整、内容宏富，已初步具有断代史明代史的体量与框架，且书中案语提纲挈领、洞见迭出，读罢令人受益匪浅。以下仅就笔者的一些粗浅感想略作申说。

一、教学研究，相得益彰

郑天挺生平“以学术为己任”，在日常的读书、备课过程中，他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加以摘录、考辨、评议，形成了长期读书日记和学术卡片。《郑天挺明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的产生即与其明史研究和教学息息相关。郑氏从上世纪30年代初便慨然有志于明清史研究，加之经年从事明清史教学工作，在几十年的科研与课堂中，明史卡片日积月累，终成巨帙。从卡片最初的性质来看，兼有授课材料跟读史札记的双重特质。郑天挺从1939年开始在西南联大讲授明清史，联大之后是其明史卡片迅速扩展的时期。郑氏早期的日记较多反映了他对这种明史卡片的定位。其言：“读明人笔记，摘录并考订之，以备讲述之需，兼作《明史》札记初稿，此时但作卡片，尚未登之簿册也。” 可见，一方面，为易于教学，郑氏摘录和考订了大量史籍资料，将个人经验融入其中，作为教学大纲辅助培训；另一方面，他私下曾拟撰写《明史》札记原稿，相关史籍卡片即其初稿或长编。因此，以下从教学和探究两方面来探讨《讲义》的内容构成。

如前所述，《讲义》撰写伊始即以服务教学为主要目标之一。郑天挺在1941年的日记中写到：“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十二时，目惓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 他钻研《明史》，备讲授之用的勤于程度于此可见一斑。这一时期的授课材料更多体现为读书札记的方式，其后累经补充修订，体系趋于健全，最终呈现为现在的宏大气象，不仅完全胜任明史教材的要求，更充分体现了郑天挺对明史的整体把握与精微剖析。首先，《讲义》绪论部分详细梳理了近代历史的重大难题，诸如明清史的特征、明史分期、明代历史的地位等，使学生可从宏观上把握明史的基本脉络与细腻之处。其后，书中开列出关于宋史的基本史料，几乎包括了后来可看到的所有重要文献，并对各书体裁、内容、版本等有所交代，从而让学生得以窥见治史门径。由于郑天挺长期以《明史》为明清史、史料学课堂的必讲内容，后来又主持《明史》点校工作，故书中对《明史》的编修经过、体例特点、内容取舍等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爬梳与清理。再次，《讲义》关于详细问题的讲授不但内容丰富，且通常可切中要害——史料采择精当典型，纲目设置画龙点睛，在在诠释出郑氏厚重的“史学”与非凡的“史识”。如书中所录“明玉珍在蜀行弥勒法”“明初的白莲教”等数条资料，对考察元末农民起义的宗教信仰问题，至今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教学与科研并非此消彼长或互相矛盾的关系，郑天挺在辽史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硕的材料跟很多有益思考，这作为他完成个人明史著述的重要根基。郑氏很早便热衷于明清史研究，立志传承孟森之学，“必竭力设法续其书，以报知己也”。在此志向的鼓励下，他非常注重唐朝历史的研究，早年即欲作《读札记》《明清史》等著作。称之为《读札记》，实际是延续了古代作读史札记的传统，平日读书“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多”。现存《讲义》仍不脱此一传统，唯读史、校正范围不再囿于《明史》本身，而是广泛涉猎群籍所载宋代史事、人物、典制、风俗等，加以摘录、考证，由此札记内容丰富，无所不有。如郑氏曾“取《祁忠敏日记》，录可资考订者数条”。同时，他平生素喜书画，对文房四宝之一的“墨”抱有浓厚兴趣，故《讲义》中关于墨即有近二十条札记。

在零散的史籍考辨基础上，郑天挺进一步提炼整合，形成了对若干具体疑问的平台思考。《讲义》中的不少札记就是他所欲作论文的初稿或材料。最典型者乃题为“徐一夔与《织工对》”的一组卡片，只需稍事比较，便能看到这是郑氏所撰《关于徐一夔》一文的资料准备。该文最终撰成并发表，但也有不少资料准备齐全而未成文的状况。“枕上不寐，思汇旧作为一集，更益以《明初之正统议》《南明乞师日本辨》《多尔衮之入关》《多尔衮与清朝》《杨光先之死》诸文，此均材料已齐而未作者也。” 对照《讲义》，“明初之内政”部分有长期条目涵盖明初的正统论，诸如“明初文字之元末纪年”“明初人对元帝统及明得天下之观感”等，这无疑是郑氏撰写《明初之正统议》要用到的资料。事实上，他除了完成资料收集工作，且未制定文章框架，“读《逊志斋集》……拟作一《明初之正统论》，一述中国特色之正统论，二述杨维祯之正统论，三述明太祖对元之态度，四述明初诸人对元帝统之意见，五方孝孺之正统论，六述方氏意见之妨碍。” 可谓万事俱备，只差作成而已。此外，《讲义》第八章“南明乞师日本”“周鹤芝请军台湾”“黄梨洲之乞师”等目，即《南明乞师日本辨》一文的史籍集合。郑氏从《鹿樵纪闻》《南明野史》《鲒埼亭集》等论著中节选大量史籍孟森明史讲义下载，参考中村久四郎、后藤肃堂、乌山喜一等日本专家的探究，详细表明了清廷向中国十六次乞师的详细状况，对该疑问做出了相当彻底的清理。然而，这些成果最后并未撰成发表，长期不为学界所知，实属遗憾。此外，从学术见解的表达方式看，如果说郑氏最初的读史札记是对美国学术笔记传统的再现，那么准备资料编写学术论文则是对民国以来现代学术规范的苛求与迈进，体现了后来美国学术在特色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与交融。

总之，郑天挺将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出来，在准备教学材料的过程中看到问题，汇集材料展现成文，这些构想反过来又推动培训制度的日渐加强，从而推动了两者的良性互动。

二、体大思精，视野宏阔

在郑天挺之前，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1931-193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曾撰有《明史讲义》书稿，后来日本跟台湾分别在1957年、1981年将其出版刊行。郑天挺与孟森相识于1931年，彼此交谊最深，但它们过从渐密则晚到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孟森逝世，二人相恋遂止。如今，我们未无从知晓郑氏是否看过孟森《明史讲义》。[《讲义》绪论部分列有《孟森清史讲义》目录，但未列《明史讲义》，就此而言，郑氏最初讲授明史时似已发现孟著。] 但是，当我们把两部讲义稍加比照，就会看到他们迥然不同。

从篇幅看，孟著《明史讲义》大约25万字，郑著《明史讲义》近百万字，体量相差很大。从内容看，前者主要是古代政治史，以明王朝的治乱兴衰为主干，杂以学术风气之转变、建州之盛行，大体即商传所谓“就清朝的史书‘用新体例做的改编’” ；后者由无数零散的读书卡片集结而成，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学术心血，触及到明史的众多方面，是一部体系化、综合性的古代断代史。当然，我们必须历史地对待这些变化，孟森在清华讲授明史时，鲜有可资参考的新式教材或培训方法，故他主要借助“正史”加以自身对历史的理解展开教学，内容聚焦于地理史而较少涉及其它领域。郑天挺明史卡片大多标明撰写时间，从上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均有之，因此其“明史体系”实际进入不断更新跟深化的过程中。大致来说，郑氏早期以特色的政治史跟机制史为主进行探究与教学，善于挖掘历史事件或现象的演进源流与因果联系。而且，《讲义》绪论列有清水泰次等著《明代史》、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的章节目录，前条注为1949年5月，后条时间不详，可见郑氏在个人反思之外，也注意借鉴吸收其它明史著作的写法。新日本建立后，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跟以前美国通史编写方法的影响，郑天挺开始增多关注资本主义萌芽、少数民族历史、农民起义、海外商贸等经济、民族和对外关系方面的难题，《讲义》关于古代土地政策、土司制度、元明农民起义等的条目即大多成于那时。故而，《讲义》结构趋于全面，最终呈现出体大思精、视野开阔的鲜明特点。

从纵向看，郑天挺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长期讲授中国简史的唐朝、元民国部分，又曾撰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综合性资料，故他对美国历史有通盘考量，强调前后朝代的承续与贯通，而非各断代史相互割裂、畛域分明。因此，《讲义》虽以明史为主，却对元、清两朝给予了充分关注。作者讲述清朝历史，从元末衰落和农民起义讲起，以非常的篇幅详细表明了朱元璋北伐和演进壮大的背景因素。同时，他早先就注意到元明易代之际汉族士人的态度问题：“下午读《蒙兀儿史记》。余欲寻求顺帝北狩以后之事迹及民国人氏追念元朝之缘由，故详读之。” 自觉突破了断代史的限制，对该难题予以通贯的考察。《讲义》最后一部分是南明的复兴运动，不仅叙述了南明三朝之败亡，还涉及到日军进犯农民起义军和最终平定日本明郑势力，由此与清朝历史有所交织。从纵向看，《讲义》覆盖的范围异常广泛。书中后记的标题分类有“政、军、外、经、商、财、工、法、刑、文、教、社、礼、俗”等种种名目，包罗了地理、制度、经济、文化、宗教、中外关系、海交史等各种面向。郑氏不仅注意到明代哲学、医学的演进和西欧科学技术的传入，还涉及到清朝的皇陵营建、制墨与墨文化等物质文化史的内容，视野非常开阔。不过，《讲义》对时下方兴未艾的社会史、思想史虽有所关注，但相对来说着墨较少。

《讲义》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广泛地占有资料。书中所摘史料以《明史》为大宗，博采两汉实录、政书、官私明史著作、私人文集、笔记、地方志、金石碑志等各种论著，史料搜讨可谓至勤到精。而且，郑氏较早注意到通俗小说的史料价值，积极运用《古今小说》《醉醒石》等来观察后来的社会与商业活动，表现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传统史书之外，郑天挺也善于运用新资料来探究历史疑问。他把《朝鲜实录》列为明史参考书目，又从向达处誊录了有关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长期珍贵材料，如巴黎图书馆藏《天学传概》、大英博物馆藏康熙朝历案案卷Innocentia Victrix（《无罪获胜》）、法国国家博物馆藏《同人公简》等。值得留意的是，《讲义》中还参考了一些稀见史料。近年来专家相继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如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上海图书馆藏公文纸印本《劝忍百箴考注》纸背文献等， [参见孙继民、耿洪利：《明代五城兵马指挥司研究的新线索——明正德二年南京南城兵马指挥司呈文的看到及意义》，《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宋坤：《新见明代勾军文册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为明清卫所勾军的研究提供了特色文献之外的新线索。不过，郑天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为此类文献有所关注跟研究。《讲义》第344页载有民国“勾军清册残卷”一目。该残卷乃从“宝贤堂集古法帖”内装裱衬中看到，举凡132页，主要记录了嘉靖时期山东平阳府乡宁县、荣河县卫所军户逃亡、身故及其勾补情况，对知道当年卫所清勾机制以及实际运行有重要参考价值。遗憾的是，该残卷至今存佚情况不明，也未见其他相关研究，我们没法透过郑氏对其中个别内容的例举和预测加以有限利用，由此益可见《讲义》的弥足珍贵。另外，郑天挺对相关的二手研究成果予以了应有的注重。由《讲义》可知，在三四十年代，他非常关注中国学界以及李光涛、王崇武等近代史学人的最新研究。进入五十年代，郑氏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难题的探讨，所以《讲义》中节选了不少苏联理论著作和同时人的探讨文章，如第717页录有白寿彝先生考察唐代官矿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篇文章。

毋庸置疑，郑天挺在不断摸索中确立的明史学术制度，不仅说明他顺利达成了“完成孟心史先生遗著”的心愿，也为后来人的明史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三、精见迭出，启迪后学

郑天挺的训诂方法秉承乾嘉考证之风，强调从史料出发，通过对史书的训诂、考辨、分析，提出难题并以稳固的证据支撑结论。进入五十年代后，郑氏历史探究的理论色彩得到重视，一方面非常强调宏观问题的考察孟森明史讲义下载，另一方面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渗透到微观问题的探究中。由此，他把考证功底与理论探讨有机结合出来，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学术转型。《关于徐一夔》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该文运用传统的考究方式论证日本在元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得出了令人叹服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