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疑是中美史学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剖析他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中美史学是如何互动交流的，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建设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在我国史学界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当下。基于此，笔者拟就冷战对峙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以及冷战结束后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史学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略梳理，以期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提供有益镜鉴。

一、冷战对峙时期：情报式追踪、解读与批判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国史学界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中美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问题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处于尖锐对峙状态。正是在这种冷战对峙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史学家开始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掀起研究热潮。那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甫一出版，大洋彼岸的美国史学家即撰文予以介绍和评述。例如，1957年中国史学界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问题集》、《明清史论丛》和《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三部论著，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即于1958年在《亚洲研究》上刊发《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评论文章，对其进行批判性介绍。

美国史学家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了解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史学家究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怎样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和评价。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详细梳理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农民战争的领导、组织结构、口号、意识形态、宗教态度、作用、进展、特点及失败原因等所作的分析和研究，在详细介绍中国史学家的解释之后，哈里森对解释背后的政治动机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皇帝起源和建立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王朝政权的评价》、《共产党历史学中的中国中世纪》这些论文的标题，亦可知1964年《中国季刊》组织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的旨趣在于探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解读历史的。

就这一时期美国史学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化”或者说“意识形态化”。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曾这样批评道，“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联姻在当代中国日渐成为最明显的联姻。不仅学术应直接服务于政治利益，而且它必须在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框架内。”事实上，美国史学家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受当时冷战环境及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史学家在评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往往难以摆脱意识形态话语、克服政治偏见；他们的研究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他们多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看成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最终目的是“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宣传，以使现存的政权能够获得中国人民永久的支持；同时，中国今天的历史写作也代表一种真正尝试，即在中国的过去为它最近所展现出来的国内和外部发展找寻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①

受“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存在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作用等问题，但并非毫无学术价值。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评述中国史学家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时所言，“在冷战史学的幸福时代，中国史学家为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所作的努力，被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史学家草率地批评为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给他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只是中国史学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不可否认，这种努力是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但必须指出的是，努力本身既不是无意义也不是没有价值。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不仅对于希望理解中国社会的动力而且对于理解欧洲的起源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史学家在探寻中国史上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所发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史料，改变了曾经一度流行的中国深陷于经济停滞的观点。”②

学术研究无法完全脱离于现实政治，胡绳曾就历史研究指出，“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总是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③在一个讲政治、讲阶级斗争、讲革命的时代，史学家从现实需要出发，回溯历史上的政治、阶级斗争和革命，这可以说是史学家自觉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形式。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研究，既是史学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中美关系解冻后：由描述转向学理性分析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国史学自身都出现了新变化。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之间的坚冰开始被打破，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费正清(John K.Fairbank)对尼克松访华这样评价，“在20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中美关系的解冻，不仅解冻了这位冷战战士的思想，亦使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史学家逐渐摆脱冷战意识形态的束缚。费正清曾反思道：“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④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学者亦打破“左”倾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借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东风，中美史学家开始了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例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先后于1974年、1977年、1979年随团或率团来华参观访问，并撰写《在南京与四位中国史学家的交流》、《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史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等考察报告。与此同时，中国史学家对农民战争、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老问题所作的新讨论，美国史学家亦及时予以关注，刘广京的《世界观与农民起义：毛泽东以后的历史学回顾》、拉普(John A.Rapp)的《中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等即是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史学家此时开始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展开学理性分析。阿里夫·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即是以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为探讨对象，从学术史角度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以及论战如何塑造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借此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唯物史观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哥伦比亚大学傅佛果(Joshua A.Fogel)的《中国史学中的种族与阶级：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及其反满主义的不同解释》，旨在考察运用阶级分析法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如何研究辛亥革命中的反满主义、反满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借此探讨作为革命动机源的种族与阶级之关系。

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回答. 从它的创造者, 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 而由其后各个时代、 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 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它的阶级属性讲,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 学理论, 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 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 它是一 个完整的整体. 其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 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在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使用. 从狭义上来说, 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从广义上来说, 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 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也包括 继承者对它的发展, 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问题弄 弄清楚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矛盾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设想不变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 以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 的生产力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根据的他们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 分 析未来新社会将是单一的公有制 的结论马克思没有领导过社会主 义 革 命 的 实 践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本主久到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必然性并且预言无产 阶级革命将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首先取得成功但事实上至今还没有像马克思所说 的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批判、继承并改造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必然性，揭示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新社会的建设者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美国史学家所作的这些分析和评价，是植根于美国自身的学术环境和问题旨趣，其研究的取向自然有别于中国国内。但是，随着交流的正常化和日渐深入，美国史学家不再像此前那样带有浓厚的政治攻讦色彩，开始注意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一个与现实政治相关度甚高、曾经充当过重要政治斗争工具的研究课题来说，需要学者将其作为学术性的科学问题来加以探讨，方能克服因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将其一笔抹杀的惯性思维，亦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价值。

三、冷战结束后：注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不仅宣告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就此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曾经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国内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价值多元化乃至价值冲突已成不争的事实。

对于冷战结束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家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对其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例如，傅佛果的《苏联、中国和日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和劳伦斯·沙利文(Lawrence R.Sullivan)的《关于“封建主义”的争论：中国的史学与政治》，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多尔特希·马丁(DortheaA.L.Martin)的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史的透视与解释》，探讨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世界史解释的变化；李怀印的《从革命到现代化：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史学的范式转变》和《传统与革命之间：范文澜与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史的起源》，分别以史学范式转型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起源为考察对象。

把这些问题弄 弄清楚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矛盾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设想不变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 以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 的生产力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根据的他们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 分 析未来新社会将是单一的公有制 的结论马克思没有领导过社会主 义 革 命 的 实 践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本主久到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必然性并且预言无产 阶级革命将会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首先取得成功但事实上至今还没有像马克思所说 的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意义一：首先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次革命之后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专政的国家政权，开辟出了人类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纪元，这次革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了整个世界，对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震动，从此之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对峙。克思主义历史阶段时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美学变革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为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