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组织者和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陈云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在1953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恩来说，今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此任务寄托着几代中国人的渴望与梦想——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期间，周恩来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赴苏谈判，为创建新中国工业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深知领导全国人民大展宏图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即，由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他和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6人领导小组。当时，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于2011年11月8日印发，规划提出了“十二五”纺织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突出了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品牌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重点内容，是未来5年纺织工业发展的指导性和实现纺织强国的行动纲领，也是纺织工业各行业和各地区编制规划的重要依据。作为解放军总装备部批准的唯一国防电子类展会，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诞生于1998年，近年来，在多家军事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下，国防电子展凭借专业权威的高端视角和独具匠心的个性化服务，铸就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引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与北约一体化并最终加入北约的政治方针，格鲁吉亚优先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其证据是，用于参照北约标准改造本国军队的国防经费正在不断攀升。

根据以上指示精神，中财委相应确定了编制的总体思想：经济建设要确实保证重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要按实际需要和财力、物力、人力条件的可能进行安排且配套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应同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衔接。据此，1952年6月，中财委开始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集中精力编制一五计划，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毛泽东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此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约占40%，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并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布局。同时，周恩来还起草了《关于3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5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

1936年底，斯大林在苏维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随后通过了苏联宪法草案（这部宪法也被称为“斯大林宪法”，之后的苏联宪法虽几经修改，但都以此版本为基础），从法律上规定了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写作提纲是论文的雏形，它类似一张建设蓝图，可以帮助作者勾划出全篇论文的框架或轮廓，体现消化材料与进行逻辑思维后形成的初步设想。

当周恩来与陈云开始进入更详细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中时，专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这又一巨大难题摆在新中国缔造者面前。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实际情况，开国领袖自然将目光投向已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早已创造了崭新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苏联。

（二）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大会，王若飞以江苏省委代表团团长资格去莫斯科出席，大会后又暂留在莫斯科做代表，便同李沛泽相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莫斯科。张冲应中共请求，安排飞机将周恩来接到兰州，再搭苏联飞机飞赴莫斯科。

1928年底，根据党的决定，陆定一赴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的支持，肖劲光率领中国海军代表团于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２日再次抵达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商谈１９５２年中国海军订货和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问题。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在会议过程中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毛泽东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周恩来由于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军事失利负有一定责任，而且随着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认识的逐步提高，他便自觉地将军事指挥权转移给毛泽东。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抵达贵州遵义时举行的政治局扩大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 邦宪）、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等二十人.会议批评了第五次 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 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 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 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在行军途中,中央先后决定由洛甫代 替博古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 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张兴庄站（与3号线换乘）、金钟河大街站（与6号线、z2线换乘）、靖江路站（与2号线换乘）、程林庄道站（与4号线换乘）、直沽站（与9号线换乘）、下瓦房站（与1号线、8号线换乘）、文化中心站（与6号线、7号线、z1线换乘）、天津宾馆站（与6号线换乘）、肿瘤医院站（与6号线换乘）、凌宾路（与7号线换乘）、昌凌路（与10号线换乘）。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握手告别。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握手告别，当晚周恩来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重大事情均事必躬亲。抵达莫斯科后又将准备提交苏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重新详细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审阅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当即打电话严厉批评了代表团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一个为首的女童执杯递酒，来劝宋江。主展厅由序厅、“人民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生平展和“邓颖超——20世纪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专题展三部分组成，通过文物、图片、复原场景、图表、艺术品等，集中展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光辉灿烂的一生以及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一个为首的女童执杯递酒，来劝宋。

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但村头的标语，村民的活动，却传递着时代的信息：希特勒法西斯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斯大林领导苏联军队和人民展开莫斯科保卫战。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

随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还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每到一地，周恩来都向陪同人员饶有兴致、极其详细地询问有关生产和建设情况，真正做到了四处留意，用心“取经”。代表团所到之处仍能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周恩来为此深深感叹和平建设时期的来之不易。

当时，中苏关系处于鼎盛时期。斯大林对周恩来一行的访问非常重视，先后3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着重介绍了一五计划的设想：中国经济状况；5年建设方针；主要指标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事项。他在商谈中一开口就要求增派800名苏联专家到中国。斯大林听得有些措手不及，数量之多让他感到为难；但他并未拒绝这一要求，而是千方百计抽调大量科技人员援建中国。中方还希望苏方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中国总理周恩来组建政府。据统计，1950年至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重达600吨。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坦诚地说：“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沉吟一下又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应付意外困难的发生。”这番十分中肯的建议与指导，周恩来认为很有道理连连点头，很快予以采纳。

可有些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这一经济计划后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手里的那个计划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这当头一棒的质疑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十分扫兴。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每人都怀有强烈炽热的报国之心和高涨干劲，恨不得祖国一夜之间就能富强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在这方面没多少实践经验的他们竟有些不切实际地提出在5年内要修1万公里铁路；而那时全国铁路总共也仅3万公里，还是从清朝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花几十年时间才修起来的。苏方一听中方在一五计划里就要修1万公里，瞪着幽蓝眼珠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说：“你们根本做不到。”随后，苏联专家针对实际运作中必然要遇到的具体细节连珠炮似地发问：“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车皮，这些机车和车皮又让谁来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又怎么解决？”中国代表团成员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只能感叹：心急加外行，故而想得太简单了。最后，大家压下迫不及待到有点操之过急的心情，重新冷静客观地、切实可行地商量，把原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苏方这才点头称是。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当大局方针定下来且代表团各组工作大致步入轨道后，周恩来指定李富春代理团长，领导各组继续与苏进行具体谈判。他和陈云、粟裕一行17人于9月24日先期返回北京。离苏前周恩来亲自将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移交李富春秘书吴俊扬。苏联对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转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罗夫负责。苏联国家计委极为重视，曾组织人员集中力量，着重审查中国一五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国代表团成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方详细地审查了全部地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