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

今年9月份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李德与舒云编纂的《林彪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这是首次出版的林彪元帅的年谱，是研究林彪一生不可多得的资料。全书1227页，共约120余万字，工程浩大。作者千辛万苦，历经二十多年方始完成，令人由衷起敬。众所周知，国内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编纂传记和年谱，他们享有很多的特权，如利用国内档案，尤其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走访的当事人，查阅国内外各种报刊资料等等。而林彪是被当局打倒的“反面人物”，不仅相关的研究极为匮乏，其传记和年谱更是付之阙如，举凡涉及林彪的那些书籍或文章也大都按照官方的宣传口径处处予以贬低、批判，鲜少实事求是的客观论述。由此，李德与舒云编纂的这部林彪年谱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全面、完整的介绍

要做到全面、完整地介绍林彪的一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为不易。一来有关林彪的资料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全面封锁，世间能看到的多是官方的批判性资料，不少内容被人为地夸大、剪裁或篡改、歪曲，而鲜少有研究者在这方面下功夫，故能发掘的资料不易找到，更不用说那些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了；二是林彪的性格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一派军人的风格，即使是很熟悉的同级或下级交往也不多。这种不事张扬的性格使外界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虽说战争年代林彪的相关资料人们尚能收集到一些，但是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资料就不那么容易找了，如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的资料，抗战期间林彪赴重庆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等。另外，中共建国后林彪曾一度患病严重，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故这方面的资料就少之又少了。而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杰出的贡献，却也因其倒台而被一笔抹煞。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全面、完整地收集林彪的史料就显得困难重重。李德与舒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林彪年谱从林彪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可以说事无巨细，全面记载了林彪从一名普通指挥员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的光辉历程，再现了林彪建国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很多重要经历，还原了那段被官方长期扭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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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9日）中提到：“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说明此时的林彪尚在苏联。在《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提到：“致毛泽东同志：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而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则分别为高岗、金日成。此二人在《请求接见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51年6月14日）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复电。请收下，而且如果时间允许，请您今天就接见我们。我们迫切请求给予我们这种崇高的荣誉。这样我们就能明天启程去根据您的指示解决所有问题。”这封信表明高岗等人是预计6月15日启程回国。随后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21日）中说：“１、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电报来源：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此电报表明高岗已经回到国内。笔者推测，林彪很可能是参与高岗与斯大林会谈后与高岗一起回国的。

具体时间根据高岗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6月15日动身，加上路途所耗时间，18日回国是合情合理的。而此事亦有林彪的秘书谭云鹤可证——谭回忆道林彪从苏联“养病”回来，“舞迷”高岗通知我到东北交际处舞厅见林彪。（《见证历史：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时代》175页。笔者注：谭将此事误记为1952年夏）而且林彪接见的邓华等原四野几个高级将领的回国也是在1951年6月份。（吴瑞林《我向毛主席汇报抗美援朝战况》，载《军事历史》2005年第4期）

考证细致、资料详实

台湾的文化氛围，由于带去了大量的文化学者，在文化领域，有更好的保留和传承，又没有经历文革的洗礼，在书籍上出版往往更加审慎。晚年编写出版《京张铁路工程纪要》、《京张铁路标准图》等工程技术书籍，以及《华英工程词汇》这部我国最早的土木工程辞典。近年来坊间有些专题性研究书籍出版。

我们鄙夷这些伪史、伪作，故我们必须大力提倡严肃认真的治史原则，做到细致的考证，资料的详实、准确。举例来说，对于林彪和遵义会议的关系，作者对长期以来的说法用确切的材料加以推翻。例如作为林彪军事上长期的搭档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说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作者提出：“林彪即席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重申他的观点，批评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因指挥失当而贻误战机的战例。林彪列举温坊战役未执行中革军委错误的作战方针，而坚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日记》上册110页）这些可以由前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加以印证。

不少资料极为珍贵，有些是首次披露

举例来说，1942年5月林彪为了悼念牺牲疆场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写下了一首长诗，该诗以“凌霄”的谐音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唯一一首长诗。（《日记》上册249—251页）这首诗充满了对自己战友的深沉的情感，回顾了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艰难困苦和浴血奋战的英勇经历，沉痛地悼念战友不幸的离去，同时也抒发了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林彪平时不善言辞，但是这首诗却体现出林彪作为一位常年驰骋疆场的猛士内心深处的柔情。

关于林彪在苏联养伤的经历过去少为人知，特别是林彪对于“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攻路线的准确判断。作者提到：“1939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则不这么认为。作者提到：“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日记》上册243页）显而易见，林彪否定了“先攻占乌克兰”一说，而强调德国将全线进攻，即从高加索（指的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亦即德国进攻的最南面的起始点）延伸往北，经过喀尔巴阡山再到波罗的海。林彪这一见解完全被1941年６月德国进攻苏联的实际路线所证实。

此外，《林彪日记》还收录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讲话、报告、电报等，尤其是林彪在战争年代的资料十分丰富，很多资料原文照录，如林彪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林彪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方面的详细资料，包括林彪与中央就作战问题往来的电报，林彪对下属部队的指示、要求、讲话等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在纪实林彪元帅生平活动的同时，侧重突出其作为军事家的军事生涯和人物特征，以及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日记》下册1224页）

林彪的战略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政治上。虽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规定，过去工作重心在乡村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而又兼顾乡村的新时期。《林彪日记》提供的林彪在1949年7月1日所做的报告中则说：“但是华中局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及现有的城市工作经验（包括开封、郑州、武汉等地），经慎重考虑，觉得要正确贯彻二中全会的决议必须在步骤上与东北、华北有所不同。必须首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根据这种精神，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匪特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为人民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各种重心移回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农村。”（《日记》下册647页）这个决定因地制宜，而不是机械地照搬七届二中全会总方针。而这个方针主要是林彪提出来的。无论是李先念还是黄克诚，或是杜润生对此都评价甚高。（《坚决执行华中局工作方针，湖北省委确定工作步骤》，载《长江日报》1949年7月4日）据时任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华中局的首次会议一致同意林彪的意见，请示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2—3页）但是此举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遭到批判。

相对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林彪心存的人道主义无疑是其政治上的软肋。或者说是“厚黑学”不到家。这点在战争年代就已体现出来。作者公布的完整的《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中说到：“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８月初经我部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但城内难民又立即被疏散出数万人……”对于已经出来者，林彪提出“酌量分批陆续放出”。林彪认为：“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日记》上册554—555页）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

作者随后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林彪于是擅自作主，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來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病残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日记》上册557页）建国后，毛泽东等人对于人民的死活更是不放在心上。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毛泽东非常清楚原因所在。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555页）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而周恩来却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周恩来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在政治上最后失败而周恩来最终没有被打倒的部分原因。

重点突出的文革部分

林彪卷入文革运动仅仅５年，在其整体的生涯中也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时期。但是这段时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战争年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时期的内容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强，可以说是个重点突出的部分。而这一时期也是被官方歪曲最多的部分。举例来说，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解决罗瑞卿问题。不少书籍和回忆都说林彪出席并主持了该会，然而，这些书籍和回忆却说不出林彪何时与会以及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或作了那些指示。《林彪日记》指出，“12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林彪未参加。”（《日记》下册907页）事实上，林彪也未参加1966年3月份的北京批罗会议。那次会议是叶剑英受邓小平委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复出，全然不提毛泽东和叶剑英在批罗一事上的作用，而是遵守周恩来定下的调子：“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这不啻是个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