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出版）导读

目视和语言的运作模式使得医学的门栏被垒起了。问题的关键成了目视和语言的契合。在临床经验中，目视不是一种“拒斥理性和想象噪音的纯洁观察”，它是一种平行的切入，是一种“运作逻辑维持的感知行动：它具有分析功能，因为这种发生过程完全是事物本身处于原始沉默状态时所使用的语言句法”。〔1〕（P120）目视不希望成为一种规划的权力，不希望加入对疾病的勒令，但它也不拒斥先验。目视宣称，它与疾病拥有一个共同的逻各斯（Logos），一种语法模式，或者叫做“语言句法”。可见，在这里，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目视要看的是真理，疾病的真理；目视要说的是话语，真理的话语。“在言语和目视这种有规律的起伏过程中，宣示了疾病自身的真相；这使这种真理回到了那种话语形式中，成为一种文本”。〔1〕（P124）这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权力，一种带有隐蔽色彩的真理压制的权力。所不同的是它更多的是面向真理，而不是统治权。

但是，这种与言语密切结合的目视还是有着难以克服的弊病。在作为临床医学认识论范式的孔狄亚克的哲学中，福柯发现：在临床医学中，“它是从计算的必要性又回到发生的首要性”。〔1〕（P129）即临床医学从假说有一种完整彻底的描述推断出疾病的可见性，真理完全成了一种先在的东西。这就使一种“完整彻底的描述”变得难以企及。它看起来似乎开始向分类医学退化了。因为言说占据了统治地位，语言，真理体系开始规范起目视结构、目视法则，它似乎又要回到一种古典权力范式。

在这种时候，解剖学的凝视出现了。它是目视的成熟形式，是一种“默默的揭发”。当然，在初始的阶段，临床方法一度阻止了解剖方法显像自身，“它感兴趣的是历史，不是地理”。〔1〕（P141）当临床方法面临难题时，解剖学也适时地调整了自身，切当地进入了临床医学之中。解剖学方法面向的不是器官，而是结构；不是局部性，而是同一性。此时，凝视的目光还没有精细的渗透，它没有离开“临床分析的正统谱系”，但是它已经开始从语言的项圈中游离出来了。表面性也离开了那种浅薄的症状表层，开始渗入组织层。分析从词语，知觉的片断中逃离出来，进入了实际的现象和要素。疾病开始呈现出一种“解析分类体系”。它完全将自己展示给眼睛。语言在分析中被冷落了。

但是，凝视虽然逃离了语言体系的束缚，它仍不得不面对一种本质的要求：疾病的本质，一个过渡的真理。怎样在一种面对尸体和死亡的解剖学凝视中发现，推究生命的疾病？成了新的解剖病理学难以回避的问题。目视对表面症状的作用与凝视对身体组织的作用决不是一个渐进观察的距离的缩短，在这一过程中，游戏断裂开来。目视进入了一个对于它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隐晦的场域，它先前的方法，规则，能力，话语在瞬间失去了效用，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必须确立。毕竟，尸体和死亡中可见的病变与症状存在着性质上的巨大差异。虽然凝视也试图对健康的人体进行分析，定位其病变与症状的曲线，但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有一定困难的。于是，原先的同一式的症状分析法被一种“花格式”或“分层式”的方法所代替了。原先那种对发生频率的记录来确定同一性的方法开始变成了对固定点的直接定位。一种奇异的场面令人惊喜地出现了：病质，“病质的时间与器官组织的可预定过程之间的吻合”。〔1〕（P156）凝视的空间占据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是一种具有指涉疾病本质功能的空间，它的权力领域可以通达权力的本质。

凝视在表述了自己空间上的可见性之后，又在死亡中说出了自己时间上的可能性：一种疾病的历史进程。临床医学的诞生死亡不再是一个生命的突然断裂。一方面，死亡进行了空间型的规划和分类，因为在尸体中有些东西是病变的，有些是死亡之后的。另一方面，由于死亡时间的任意性及其可分辨性，疾病的时间性也开始昭示自身，因为“死亡的时间可能悄悄地出现在整个疾病演变的过程中”。〔1〕（P161）死亡从生命的对立面的绝对层次来到了一个“发散与生命中”的相对层次，它现在成了 “获得关于生命的实证真理的唯一可能途径”。临床医学的诞生163“疾病和生命都说出自己的真实，特有的不可简约的事实”。〔1〕（P164）

于是，在一种对死亡概念的全新读解中，凝视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在死亡之镜中，死亡成了一个巨大的场域，或者说一个疾病的监狱。在其中，凝视的目光可以默默地监视着疾病的一切动向。凝视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真理。观察和分析的目视被沉默的对死亡的凝视取代了。另一方面，借助于死亡的作用，在凝视目光的引导下，疾病的真理得到了一个可靠的实在依托——生命场域。死亡成了从生命到疾病的通道：“从根本上讲，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会死亡。” 〔1〕（P174）

在这种凝视的目光下，原先在目视与语言体系中充当主角的症状与征候被重置了。在凝视的无生机世界和立体几何学中，作为表面事实堆积的症状不再具有有效性和预测性，因为它是复杂的和难以捉摸的尺度，同时它也不是一种客观性的真实记录，它更像是一种言说。

而征候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一种只是表示一种病质发生，决不能显示一种病理实质的能指而被保存下来。它没有与无机世界的客观确定性发生冲突。

但是对疾病本质，“疾病核心”的追求给凝视的目光带来了威胁，甚至一度影响到它作为权力作用方式的主导的地位。病灶和病灶上的病变对于解释“疾病本体”似乎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在热病中，这种现象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热病的危机中，“本体”开始变得难以捉摸，因为不但病变对确定疾病丧失了确定性，而且似乎“本体”也不完全在“病变”中映射自身。解剖临床医学受到了挑战和诘难，凝视法则的器质性定位丧失了话语的优先权。“定位的需求被包裹在一般性的结构里”。〔1〕（P205）当然，凝视很快就夺回了自己的权力。布鲁赛的《慢性炎症史》对此作出了贡献。热病等原先被认为是无器质性的疾病被重新安置了。一些超越尸体，难以解剖的生理学病变被症状召回了，因为现在要求“症状观察去说病理解剖学的语言”。它要归纳，还原出生理紊乱的起始点。这样，“一种机能紊乱和气质变异之间的分类学之墙被推到了”，〔1〕（P211）医学开辟了一个完全由这些局部价值决定的，完整的研究空间领域。在这种同一性的建构运动中，作为本体的疾病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疾病不再是一个先验的存在，它现在也不是简单的病变，它是一种组织的对外部刺激的不同反应，是一种生理—病理过程，是一种病灶—症状的联结。更有甚者，它是一种器官的“患病”。疾病的本体论被否弃了，它现在是一种侵袭，一种异质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炎症和热病都得到了切实的回答，病灶和症状在无本体上走到了一起，实现了同一。它们现在都成了对过程的作用工具，谁也无法实现超越。凝视的目光从病变扩展到了有机体，在扩大权力场域的进程中，作为一种象征统治权的疾病本体遗忘了，凝视现在实行是一种默默无闻的统治。到此，医学终于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地位，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诞生了。

权力与真理

对于权力来说，真理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在权力机器作用过程中都具有无可比拟，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不管是对于以统治权，法律原则为主导的古典权力，还是对于以统治，惩罚机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权力。在古典权力中，真理更经常的是以一种先验的预设的普遍原则为其表现方式的，例如神喻，天命，绝对命令。而在现代的权力机制中，真理是以一种科学知识体系的情形出现的，特别是那些为人们所确信无疑的经验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等。真理对于权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传播权力，推动权力的效力，规划权力的正常运转，它甚至可以为权力节省巨大的成本——用它先验或后天的巨大正确性和无可辩驳性。福柯这样描述这种真理需求产生的影响：“我们被权力强迫着生产真理，权力不停地提问，向我们提问；它不停地调查，记录；它使对真理的研究制度化，职业化，并给予报酬”。〔2〕（P23）可以说，实现自身的真理化是权力孜孜以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在面对权力时，真理也不是无动于衷的。让我们服从于真理，为它的正确性所倾倒，这是真理的目标。要实现，完善这个目标，真理就必须使自己带有某种意义上的强制力或渗透力，也就是说，真理要发挥作用，它应该是也必须是被执行的，被贯彻的，或者是被教授的，被认可的。这就使得真理的权力化变的必要起来，不管这种权力是古典权力还是现代权力。一句话，权力的真理化与真理的权力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也时有所反映的。

民主的精义在于广泛分配权力与权利，并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公民权利监督公共权力只有从根本上提高我国民主化水平并进行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种笼子不仅包括权力掌握者作茧自缚的体制内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笼子，更重要的是编织权力监督者通过权利监督权力的体制外制度笼子，两只笼子缺一不可，且把权力之虎关进权利之笼是腐败治理的根本出路和有效基石，舍此笼子而另谋他途便是舍本逐末，反腐败制度必然演生为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和应景之策。和紧迫性，加强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坚持不懈地培育法治思维，尤其要解决好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法治意识，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能，建立健全行政决策机制，深化行政许可制度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程序，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深入推进社会共治，大力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将执法重心向基层和一线推进，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权力运行公布在阳光之下。在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中普遍存在重资金使用而不重财务管理的情况，会计核算缺少监督，许多单位内部未设立内审机构，己经建立内审机构的单位内审机构不能发挥作用，一些单位财务核算制度不科学不严谨，会计核算仅仅流于形式，会计岗位设置和人员配置不合理，业务交叉现象严重，人员分工不明确，会计只要求账务核算无误，与业务控制脱节，对单位重要事项的决策，实施过程和结果不了解，对业务部门缺少必要的财务控制和监督。

在真理拥有了权力的话语之后，它开始进行的是规划或者监视——对非真理，对产生真理的下级知识。“一切不能满足目视的全新需求的医学制度都将被驱逐出场”。〔1〕（P41）可见，不是医学制度自己规划了自己的方向，也不是科学自己决定着自己的研究走向，是一种被赋予了权力的真理规划了它们——不管它是以真理的名义，还是以权力的名义。现实是，医学场域中“所隐含的几何学结构不可思议地与大革命梦想的社会空间十分相似” 〔1〕（P41）医生开始采用与政治家相似的语言，他成了“公共道德和公共卫生的监督者”。

权力的真理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对真理原则的借鉴和对真理的使用，二是权力在真理的名义发挥作用。在权力的网络中，医学经常的是以对社会有利在影响自身的进程和知识构成的，因为政府借助医学应该不受限制地监视公民。医学很多时候是权力言说的工具和佐证或者充当权力的帮凶。在大革命期间，一段时间内，自由主义甚至极端自由主义盛行，整个社会的机制要求一种放任的态势。这种权力机制要求在医学中论证和实践自身，于是，就有了一种“自由的医学”的概念形式。这种医学要求一种“明澈、疏远、开放的纯朴目光” 〔1〕（P71）。 社会呼唤向一切人开放的自然的真理讲坛，反对体系的医学和戒律式的培训。并且，权力还在这些自由的知识名义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建构。一个全国性的开放的卫生学院，松散的医生认证机制似乎都找到了合适的依托。

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法国大革命期间大量庸医危害社会，社会机器迫切需要医学知识传授机制的复苏，原先被遗忘的知识体系在医学教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医学院重新出现了。另一方面，战争使得社会要求医学提供可实践性的人才，医学的体系马上建构了一个既面向医院，又面向医学院，既能掌握理论又具有实践效能的新型医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医生的概念是受到严格限定的；它现在成了一个特定的职业，有法律的界定，“自由的医学”销声匿迹了。而这一切都是在一套与权力机制相合拍的“哲学理性的方法论” 或者说一套新的医学规则（真理）的规划下产生的。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M] . 刘北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 [M] .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汪民安等 . 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著作主要有《福柯思想肖像》等，译著主要有《论历史》（[法]布罗代尔）《疯癫与文明》（[法]福柯）《历史研究》（[美]汤因比）《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美]佩里·安德森）《欧洲现代思想史》（[美]斯特龙伯格）《白银资本》（[德]贡德·弗兰克）等。作者:杨念群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标题: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出版年:2015-11定价:48装帧:平装丛书: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isbn:9787303195091。莱文森．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Ｍ】．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靖鸣，刘锐著．手机传播学．北京市：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蔡佶，张磊，刘健民主编．后短信时代．北京市：人民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５．０７． 【８】王萍著．传播与生活中国当代社会手机文化研究．北京市：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 【９】倪桓著．手机短信传播心理探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０７． 【１０］文ｔｌ勇、汪海霞．当代媒介素养教程【Ｍ】，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７． 【１１］陈琦、刘儒德等．当代教育心理学【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