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 “治理”一词在中国古代的使用

《韩非子》论证了通过“法”与“术”、刑赏分明而治，达到政理之“势”的必要性，也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

“治理”一词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尧舜时期就有治世的思考。《商君书·修权》有“公私之交，存亡之本”，指出尧舜治理的核心价值即天下为公，正因为如此才能够建功立业，为天下人所拥戴。但其治理并不以耕种为重心，而是强调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善，提出了以疏导的方法治理黄河的主张。这是在自然经济下最早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治理理念。公元前2025年夏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出现“奉天罚罪”的习惯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直至西周时期，习惯法中皆有治安管理的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治理”一词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治理”一词，诸子百家将其用于治国、理政、平天下抱负的抒发。儒家强调“仁政”、“德礼教化”，《孟子》有述“君施教以治理之”，将德礼教化确立为最为基本的治理方式；《荀子·君道》记载：“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进一步将明公义、达公道作为治理秩序建构的根本价值追求，形成了儒家特有的治理文化。而道家则将“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作为治理的准则。隋书《老子注·五章》指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才是最好的治理状态，反之，如果一味地追求“有恩有为”，通过人力的作为施加于万物，那么，万物的真实禀性就丧失了，这些物本身也就不存在了。这种由“无为”达至“无不为”之道，将清静无为，不与民争的崇高境界，确立为基本的治理模式。与之相区别，法家的治理更为推崇法律化的路径，宣扬“以法治国”、“废私立公”。《韩非子》有述“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论证了通过“法”与“术”、刑赏分明而治，达到政理之“势”的必要性，也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

汉朝将“治理”视为秩序、稳定状态，三国时期将“治理”用于政务、政绩

汉朝将“治理”视为秩序、稳定状态（《礼记·大学》称“修齐治平”），在专门针对公职人员的建设方面使用了“治理”一词。《汉书》有述“师古曰‘治安，言治理且安宁也’”。治理是与安定、太平、百姓康乐相并列的秩序价值追求。由《史记》首作“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汉书》有述“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即将安宁、秩序及良好的社会状态作为治理的核心内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治理”一词主要用于对具体的政务、政绩之功的描述，多见于为当时在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所做的传记当中。三国时期，陈寿所著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中的《魏书》第九卷和第十六卷、《蜀书》第十二卷都有关于治理的记述。《魏书》记述：“《世语》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并有治理才学。”《蜀书》记述：“正昔在成都，颠沛守义，不违忠节，及见受用，尽心干事，有治理之绩，其以正为巴西太守。”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有“除步兵校尉，出为绥虏将军、山阳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怀之”的记载，《梁书》有述“时承凋弊之后，百姓凶荒，所在谷贵，米至数千，民多流散，筚抚循甚有治理。”皆通过对于政务功绩的历史记载和评判，为社会树立尽治理之务、成治理之绩的典范。

唐朝已经有法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论述，并且出现了财政治理

《隋书》描绘了“治”与“乱”的对比状态，“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伏慧能以国让，侯莫陈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践仁义之路，皆有可称焉。”阐明了以民生、道德、领土统一、和平安定为核心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