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对象是国家 一个台湾律师对内地同行的印象（转载）

在中国工作三年多了，指导过几个中国的律师工作，业务上也接触一些对造律师，这是难得的经验。我很健忘，所以想在遗忘前把一些经历记录下来。

被我记录下的事，都是不好的。我无意中伤我的中国同事以及其它中国律师，毕竟中国的法治化还在婴儿学步的阶段，很多怪现象，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而非个人的贤愚不肖。就像台湾的民主政治，怎么看就是强盗、小丑、骗子合演变装秀，哪个党哪个派都差不多。此外，我正值壮年，不年轻却气盛，自己累积了几年工作经验，难免看别人不顺眼。我曾向老板抱怨中国的同事很难带，老板四两拨千斤，淡淡地回答：「你不知道你以前也很难带吗?」

纵然我无恶意贬损我的中国同事，但他们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一定很生气，他们很可能不会反省，而是反驳反抗。中国人爱面子，自傲又自卑，中国人可以自我批判，但经不起外人批评。就像鲁迅写《阿Q正传》等书，中国人可以接受，几代人传诵阅读；倘《阿Q正传》是外国人写的，下场会是什么?基于民族自尊，中国人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人不好。当然，你们可能想，中国人不是声称台湾人是中国人吗? 台湾人不能批评吗?他们也听不得台湾人「数落」祖国人民的不是，因为这会伤害「祖国人民与台湾人民的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我不知道律师人数确切有多少，不过应该不少。我接触过的中国律师与中国律师总数相比，从市场调查方法来看，样本数恐怕太少,因此我对于中国律师的观察应该不足以代表多数中国律师的情况。不过我接触的人确实具有许多共同点。就像瞎子摸象的故事，我今天摸到象腿，就说大象像个柱子。不过，重点在于：我说「大象像个柱子」不是出自幻想或人云亦云，我确确实实摸到像柱子的东西,而且我不排除大象可能像水管、墙壁或其它。

法学方法

来大陆工作前，我没有体会到法学方法的重要。

记得大一上学期上民法总则，王泽鉴教授一再强调，法律人的思考方法和一般人不同。一般人的思考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团粉笔糊。法律人的思考是：他在黑板上从左到右画了一串树枝状，有一点像小时候玩过五关的连环图，表示法律人是懂分类有系统地思考。

王泽鉴教授特别强调「请求权基础」的思考。例如某A要向某B要钱、要东西，一般人漫天要价，法律人必须懂得用请求权基础来主张。请求权基础不是说「依据法律」、「依据法理」就可以打混仗，而是要具体指明根据某法律的第几条第几项第几款，甚至是第几款的前段或后段。最好的例子就是民法第184条侵权行为，解答侵权行为的实例题，要具体指明请求权基础是民法第184条的第1项或第2项，还要指明根据前段或后段。所有法律系学生在研读民法的过程都曾为此深受其扰。

民法上有好几种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的检查有一个清单，从契约开始，一路下来，最后是侵权行为。我们要按顺序一一分析各个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如果排在前面的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满足了，表示找到请求权基础，就不用分析排在后面的请求权基础。这个方法能使我们保持思考的清晰及效率。为了养成这种思考习惯，我们还要不断做实例题，演练教授们杜撰的类似「鸡兔同笼」数学题的虚拟实境，例如：

「甲女就读某天主教大学,美艳,男友某乙,为其拍摄泳装照片.其后情感破裂,乙将该照片出售于丙杂志,伪称甲女为模特儿,丙以之作为封面女郎,畅销一时….」

请求权基础的实例题练习就像背四书五经一样，会内化为个人思考的一部份，不过成天写这种分析构成要件和请求权基础的「概念法学」习题，只有厌烦两字可以形容。

以前上黄茂荣教授的债总，黄教授演讲天马行空，学生完全无法做笔记，这成了台***律系共同笔记的滥觞。我努力地读共同笔记，硬啃黄教授大着《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完全不消化。期末考，一堆同学死当，一些人低空飞过，几个凤毛麟角的英才获得90分高分。老师说，被死当的不要难过，老师是觉得你们有潜力，要你们再多念一次；对于没潜力的，给你们及格，是希望你们早点毕业改行去，不要浪费时间。我就是低空飞过的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