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 《左传》重民政治思想的学习笔记

去年浏览完《左传》，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于是匆匆而就写了这篇，这么大的题目，内容则很肤浅，只是聊以自我安慰，说明还在读书思考。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政治，但对君主也有相应的制约，以避免随心所欲的绝对独裁。这种制约有制度层面的，但更多的是从理念上，从全社会信奉的共识，特别是从儒家遵循的道统上来制衡君主，君主执政为民是理所当然的，执政的方式也有一定的规范，重民思想的传统始终非常强大。

《左传》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代表——就事而言是春秋，就著述时代而言应在战国中期——鲜明地体现了这样的思想，是重要的思想源头之一。

蒙昧时代，政权和神权紧密结合，世界上不少古代国家的政权都会宣扬派生于神权，但中国古代思想在对待超自然力量一直比较理性，虽然也讲天命，也重视祭祀，但民心、民欲、民情、民意比之于神秘力量，更加值得重视。也就是说在在民与神的关系上，民比神更应该倾听和尊奉。这样的认识，在《左传》中有不少，比如：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

——“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

——“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左传》中还几次引用了《尚书•大誓》的话：“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来论证民情民欲望与天命天意的关系。

既然民是神之主，那么在民与君的关系上，君显然也要重视民。《左传》中有明确的提出来过，之所以立君就是为了利民。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

因为立君是为了利民，如果君不能为民，则民众驱逐君主或发生叛乱则是正当的。《左传》中不乏类似的阐述。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就是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的先声）

——“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蕰。蕰畜，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

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也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合乎社稷、人民的利益，就没有必要死忠。所以在齐国发生崔杼、庆封弑君的事件时，晏婴会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进入春秋时期，政治动荡，太史公所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人们不得不接受“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现实，把天命的转移建立在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上，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历史观。

因为立君是为了利民，所以君主的所作所为就要有利于人民，“视民如子”，安抚救济民众，爱惜民力，取信于民等等，这些在《左传》中都是司空见惯的，成为善政的必然要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