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_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_传教士来华的影响

尊重中国，赞扬中国文化，这种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不应由感情所支配，也不会被美好的主观愿望所改变。问题是当时中国有他们说的那样强大和伟大吗？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著《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简要介绍了16至19世纪三百年间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流史。与传统观念相反，该书认为，在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很久，中西方就开始了“伟大的”相遇。其所以被称为“伟大”，首先在于“这是两个同样伟大的文化之间的相遇”。

作者认为，并不是任何文化都可以宣称自己伟大。“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被证实拥有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其次，早期中西方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和平等的。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1500—1800年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而后来的两个世纪（1800—2000年）恰好相反，是欧洲和北美的西方文明在向中国施加影响。”

中国和西方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系统，在此前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独立、平行地发展。而到了16世纪，这两个世界上的巨人“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交流”。为什么他们会在此时相遇？两者如何相遇，谁采取主动？相遇的结果是什么？等等，这都是极其有趣，也有意义的问题。

尽管早期的交流是双向和平等的，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还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都是西方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中国则基本上是消极和被动的。中国人的对外消极态度出于“中国中心主义”，即民族优越感。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为世界的中心，将其它国家视为低一等的，并期望他们成为中国的附属国。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耶稣会士来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乏向外发展的愿望：统治者闭关锁国，安享长期形成的东亚地区霸主地位；人民遵循几千年的传统方式生活、劳作，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也不想有所知。

西方人的主动源于对外扩张，包括对外开辟市场发展贸易和传教、殖民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在16世纪开始主动要与中国“相遇”。西方社会从上到下，包括王公贵族、教会、市民、学者等等，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动者。例如，德意志选帝侯弗雷德里希·威廉希望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财富，便资助一些汉学家的研究，其中有如何发明一种快捷识读中文的方法。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685年派遣首批耶稣会士来华，这被认为是中欧（中法）关系史上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罗马教皇、法王、英王（先后两位）等君主都曾亲切接见并宴请来访的中国人。

该书中说：“把中国文化推广到欧洲的最初动力源自教传教士。”实际上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中国的最初动力也是源自教传教士。因为教会追求的是“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最远的角落”。传教士在中国宣传教的教义，说服一些人信教，同时也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是传教士中最负盛名，也是贡献很大的一位。为了取得欧洲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并希望获取王室和商业机构在财政上的巨额资助，传教士们极力向西方宣传中国的优点，赞美中华文化的伟大。他们翻译儒家经典，写作拉丁文的中国史著作，开办中国学院以培养中国神父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商人对中西交往的作用也至关重要。17世纪初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渠道被打开。中国的商品，如精美的瓷器、手工艺品、茶叶等大量涌入欧洲。中国的建筑园林等艺术也极大影响了欧洲，这些引发了欧洲的“中国风”和“中国热”。法国汉学家亨利·科尔迪埃教授写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以及中国学者许明龙先生近期出版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版）等著作对此有极好的描述。

此外，一些欧洲学者，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都对中国文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伏尔泰称：“欧洲的王公和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