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_樊崧甫 毛泽东_毛泽东思想

对于要不要以西北为中心，甚至在西安成立的问题，在会议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周恩来主张：“在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可以考虑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和成立抗日援绥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闻天更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形式)”的组织，还是应当“尽量争取南京正统”，但必须“改组南京”。张国焘则赞同的意见，他提出：“我们说到要以西安为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中心的意义”。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在反蒋问题上对南京方面就应考虑一下，张学良提出改组南京，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我们的态度亦须表示。再在反对上，亦要联系到南京存在问题”。他指出：“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打倒南京，建立抗日，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讨论的结果，会议没有就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樊崧甫 毛泽东显然，正如博古所说，国际指示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部队的大部甚至全部，现在不能变更这一策略。故对西安事变，只应看成是抗日的旗帜，不好看成是反蒋的旗帜。但西安事变是不是完全不包含反蒋的意义呢？与会者对此认识不一。很明显，张学良文寅电第一句就是：“蒋之面目已毕现”，他是为了民族和抗日的前途及利益考虑对蒋采取行动的。这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反对个人的意味。而不论此前政策如何，既然已经成为“阶下囚”，难道他还能重新成为国家的领袖与军队的统帅不成？既然是停止剿共内战和改组统一战线的关键障碍，难道除了除掉以外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而如果除掉，那么取消了的南京正统和南京中心是否还能存在呢？

对此，总结说：这一事变的处理，最后恐怕只能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结果在问题上也是“又要(南京)又不要(南京)”，话都不好说得太绝对了。无论如何，在坚持争取南京及各派赞助西安事变的前提下，“要求罢免，交人民公审”，这一方针是确定了。

随后告诉张学良，周恩来一行20人拟于16日赶到延安城外，请派飞机去延安接运，并告延安杨虎城部下负责保护。他再次提醒张学良：“监视等之人员地点武装宜有绝对保证，此当关系全局。吾兄精明过人，必有周密布置。樊崧甫 毛泽东但恐执行者有偶然之疏，则将遗无穷之祸。如何使万无一失，祈高明时察及之是祷。”

事变发生的12日当晚，南京方面即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强烈反应，寄希望的南京分化的局面已再难出现。南京国民常务委员会和委员会在当晚紧急召集的临时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两项强硬的决议，一是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严办”；一是“指挥调动军队由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

与此同时，张学良秘密指示设法夺取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黄永安早早就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奉命向潼关运动抵抗军推进的十七路军之冯钦哉部也秘密与军接洽，事实上倒向了南京方面。冯部倒戈使军樊崧甫部抢先进驻了陇海线的战略要地潼关，樊部之董钊师更进占了陕西之华阴，国民军进入陕西之大门因此而洞开。加上何应钦强烈主战，甘肃之胡宗南等各部军又随时可以从背后发动进攻，西安方面事变开始后就明显地处于背腹受敌的不利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