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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春秋》[后记]

单少杰

成书过程

1993年，诞辰百年。我觉得应写点东西，谈点我该谈的话，不过，当时只打算写一短文，只要能谈出我对此人的基本态度就可以了。

这年夏天，我写出了一篇关于“观”的文章，内有两个相对独立的部份。前一部份题为《轻诺延安 寡信北京》，当年即被北大学生拿去登在他们自办刊物《边缘》上，近年又被不相识者粘贴到互联网上。

就在我写作上述文章前后时间里，中国大陆兴起一股“热”，并愈演愈烈，至年底达到高潮，处处可闻歌颂“伟大领袖”声，以至“红太阳颂”成了流行曲。

如此为毛大唱赞颂歌，不能不使人感到我们民族患有严重的“历史健忘症”——竟忘了自己刚刚经历的苦难以及谁是酿造这一苦难的主使者，或者说患有严重的“被虐待犯症”——竟以感恩的心态和愉悦的心情来怀念那位作践过无数国人的施虐者。

我觉得还应写点东西，谈点更到位的话。

1993年底至1994年春，我写出了一篇关于“背景”的文章，后将其中一部份独立为文，冠以篇名《与——与亚里士多德合论》，托请友人辗转寄往纽约《知识份子》杂志。承蒙总编梁恒先生厚爱，我这篇稿子能以五万余字篇幅一次性登在该刊1995年冬季号上。

写出这篇文章后，按原计划，我应立即转向其他方面研究，或转向语言哲学与现代汉语分析研究，或转向当代中国民风问题研究；但实际上，我已深陷问题而不能自拔了，我已深感这一问题对我有著很大的挑战性，或说有著很大的诱惑性。

无疑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人物，无疑是给中国这段历史划出最深痕迹的人物，不僅曾左右过他生前的中国，而且仍影响著他身后的中国。与此相应，对于他以及他所做的事，中国大十岁以上的人，数以亿计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发言权，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上话。因此，将这样一个人写进书中予以发表，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一个很为因难的课题，其意义大小与其困难多少成正比。

于是，我怀著冲动并硬着头皮继续研究问题，历时几年，经过几个阶段：

自1993年底至1995年夏，写出本书第一、二、三篇，历时一年半；

自1995年夏至1996年初，应同事所请为一《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撰写《总论》，历时半年多；

自1996年初至1998年夏，写出本书第四、五、六篇，历时二年半；

自1998年夏至1999年夏，通改全书两遍，删去许多万字，历时一年整。

这本书，最初由只想写一篇短文写起，结果欲罢不能，愈写愈多，并且欲速不达，愈写愈慢，不期然而写成今天这个模样。

书成鸣谢

回首此书写作过程，心中除有这不期然而然之感外，还深怀感激之情，深深感激那些给我以鼓励和帮助的人。

几年来，我虽是只身行走，但不感到十分孤单，因为一路上常遇扑面的乡音——这是友人给我的鼓励；

几年来，我虽是长途跋涉，但不感到十分困乏，因为一路上常有歇息的驿站——这是友人给我的帮助。

感谢这乡音，感谢这驿站。

感谢李锐先生对本书的厚爱。

李先生早在1995年就披阅过本书前两篇稿子了，此后又陆陆续续（用他的话说“零零碎碎”）收阅余下稿子，其间还数次约见笔者予以指教，最后，尽管对本书一些提法有保留，但仍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笔者十分珍视李锐先生所做出的这一切。

在研究问题上，李先生无疑是一位前辈学者，并且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前辈学者。他做过毛的党人，亲身参与过毛的事业；做过毛的秘书，就近观察毛的言行；还做过毛的囚徒，刻骨铭心地感受过毛的苛政。他对毛的研究也正因此而可以说，是直接以他的人生经历为注脚的。

记得在1999年1月《方法》杂志座谈会上，听李先生谈起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他切记的一个信条：做人不要趋炎附势！显然，李先生后来做到了这一点。他在青年时曾为反对专制而站在党一边，在中年时曾为反对大跃进蛮干而站在彭德怀一边，在老年时又曾为反对当局调动大军扑城而站在和平学生一边。他在这些紧要关头，都不趋炎附势，都站在方面，并且都站在弱势方面。他的人生轨迹，也正因此而多有亮点且多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