崤之战_崤之战为什么略写灭滑_崤之战原文及翻译

1958 年7 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前一年毕业,留在系里工作。1959年11 月,我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当古典文学研究生,我的指导老师是蒋天枢教授,我很高兴。复旦大学中文系与复旦大学中文系里的许多老师都是我衷心仰慕已久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梦想实现,其乐何如!但我内心又有一种惴惴不安,这就是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生在农村,上学较晚;大学期间又因为运动接连不断,故而底子很薄。第一次见到蒋先生,蒋先生为我制订学习计划,他说:“你们前几年耽误的时间太多,现在要静下心来好好地读几本书,打打基础。第一是要读点历史,第二是要读点小学。关于读历史有两个办法你可以任选一个。一个是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个是读《资治通鉴》,都是用两年。同时你再选听系里的几门课程。第三年写篇论文就行了。”于是我选择了读“前四史”,并相继选听了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张世禄先生的“古代语音学”,徐鹏先生的“古代文献学”等等。读“前四史”由蒋先生直接指导,两周辅导一次。这是我平生系统读《史记》的开始。使用的本子一是中华书局新校点的《史记》,一是我自己新买的影印的武英殿本《史记》。

以我当时的水平而言,单靠这种三家注的本子读《史记》是有相当困难的,更重要的是读过之后茫茫然,不容易抓到要领。后来我从图书馆里发现了日本人泷川资言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后我又发现了明代凌稚隆所作的《史记评林》,这两套书对我这个初学者帮助太大了。它们不仅帮助我扫除了文字上的、史实方面的许多障碍,而且能帮我打开思路,举一反三。后来我又读到了清代学者梁玉绳所作的《史记志疑》,这套书的所谓“志疑”,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史记》其书中的种种疏漏、种种值得商榷、应该纠正、应该修补的地方。这对我的读《史记》起了重要作用,在帮我思考《史记》中的历史事件、认识《史记》中的人物,以及认识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主观倾向等等都有许多好处。当我向蒋先生说起这些感受时,蒋先生很高兴,肯定了我的进步。从他的口气里,我感到他对《史记会注考证》的评价不太高;但对《史记志疑》很是称赞,并由此鼓励我要多读一些清代学者的著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等。蒋先生说:“中国先秦两汉的古书,有些是在魏晋或唐宋时期已经有人作过注释的,到清代,人们感到不满意,又重新进行了整理,如十三经、《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如此;只有《史记》,清朝人没有系统作,故而今天的初学者要读《史记》,就只得还看唐代以前的三家注,不然就得看日本人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这实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再做这件事情的精力。”由于我当时年纪小, 水平太低, 没有特别注意这件令蒋先生深感遗憾的事。

三年研究生学习中的前两年,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四史”,其中又尤其以《史记》为中心。这样学的收获是什么呢?现在想来主要有三点:其一是培养了一种读历史的兴趣,从此我开始自觉地安排时间有计划的阅读各个朝代的历史,如“前四史”以后的《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和各种论史的著作如《史通》、《读通鉴论》、《二十二史考导》、《廿二史札记》、《容斋随笔》等等;其二是从此渐渐地摸索出了一种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与能力,这为我日后的教学与指导学生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是表面看来我学的主要是历史,但这些“历史”实际上也是中文系古典文学课先秦两汉部分所要学习和所要讲授的主要内容。因此当我研究生一毕业,一开始走上课堂的时候,我就似乎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很受学生欢迎的青年老师了。

我是1963 年1 月从复旦大学毕业,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的。第一个学期,教研室交给我的任务有两项,一项是给政教系的学生开“古典文学作品选”;一项是参加刘盼遂、郭预衡两位先生牵头的编写《中国古代散文选》。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的启功、李长之、祝鼎民、吴万刚。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启先生、李先生、郭先生如此近距离地亲密合作。刘先生与我研究生时代的蒋先生是师兄弟,在我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候,他们彼此常托我为他们代致问候。1963 年夏天我为了“散文选”的一些问题,前往刘先生家拜访。闲谈之间,刘先生说起“作学问”的事情。他说:作学问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但开头必须有一个小雪球做核心,这样才能滚得起来。你们蒋先生让你读“前四史”,尤其是让你认真读《史记》,这就为你日后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从内心里感到一股暖流升起,两位老先生尽管相隔千里,而他们的思想认识竟是如此的相同。我对他们深深地感激。

1963 年9 月,我受命给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汉代文学作品选”,这是我研究生毕业以来第一次讲授《史记》、《汉书》等这些我所最熟悉东西。当我讲到“鸿门宴”,讲到“荆轲刺秦王”,讲到《魏公子窃符救赵》以及《苏武牧羊》等篇章的时候,我把几年来所钻研的东西,把我的知识、我的感情,都通通地贯穿在慷慨激昂的讲述中。同学们高兴极了,直到下课铃响起,大家还像没有听见似的坐着不动。1964 年二月,我给下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先秦文学作品选”,第一篇是《尚书》中的《牧野之战》,其次是《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城濮之战》、《崤之战》,其后是《国策》中的《触龙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等等,其实这些也都是《史记》所包含的内容。但我所强调的是,大家不要只停留在这些生动故事的本身,而是要问几个为什么?比如,《郑伯克段于鄢》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实?对郑庄公应该如何评价?《春秋》与《左传》的作者,都异口同声的谴责郑庄公,这到底对还是不对?又例如,城濮之战晋国是怎么胜利的?从孔子到后代的许多学者都谴责晋文公的“谲而不正”,这到底为什么?在《崤之战》中,秦穆公为什么如此“利令智昏”?晋国又为何如此“忘恩负义”?这场战争对当时诸国之间的格局起了什么作用等等。总之是我把以往研究《史记》的方法经验贯穿在了具体的古代作品的教学之中。崤之战我在期中举行过一次课堂讨论会,先是布置每人写一篇作业,而后选了七八篇到年级的大课堂上发言。其中有一位同学谈《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意义;一位越南留学生谈“郑庄公的形象”都相当精彩。可惜这是我“文化革命”前的最后一课,其后不久便是一去一年的下农村搞“四清”,接着就是“文化革命”,十多年中没有上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