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曹植：《与杨德祖书》

典出《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涘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涘,龙涘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涘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后因以“龙去鼎湖”谓帝王去世.。相形之下,赵普的学力已明显地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宋史》卷256本传记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太祖曾多次向赵普问及前朝制度,他都无以对答.最使赵普难堪的一件事发生在宋太祖乾德初年,事情的经过是：“乾德建元,太祖谓古所未有,韩王（赵普）称誉,卢（多逊）曰：‘王衍在蜀,曾有此号.’太祖大惊,以笔涂韩王面曰：‘尔怎得及他。【龙去鼎湖】典出《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涘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涘,龙涘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涘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后因以“龙去鼎湖”谓帝王去世.。

吾王于是设天 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 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之才， 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 不成，反为狗者。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 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 畏后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 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 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 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 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 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 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 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渊之 利，乃可以议其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於作者， 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 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 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 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 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 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 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 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 未易轻弃也。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 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 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 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 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 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 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此要之皓首，岂今 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明 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与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时曹植二十 五岁。《文选》李善注引《典略》曰：“临淄侯 以才捷爱幸，秉意投修，数与修书，论诸才人优 劣。”此书通篇谈论创作与批评问题，是我国古 代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章。? 作为建安文坛的代表，曹植与乃兄曹丕的文学观有同有 异。就其相同点来说，兄弟二人均将文学与政教划开了 界限，不再强调文章的政教之用，而只是把文章当作可 以垂名后世的事业而已。《典论·论文》历来被看作是 文学独立精神确立的标志，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将文学从 两汉经学附庸中解放出来。即如文中有所谓“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含义也并非如通常所理 解的那样是指文章用于治国，而是指文章的地位犹如经 国大业，同样为不朽之盛事。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 也明确的表明了这一点，他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 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 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此 要之皓首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岂论乎！”字里行间透露出文学绝不能担当 经国大业、为政教服务的重任之意。应该说，作为政治 家兼文士的曹氏兄弟，在引领建安文坛走向繁盛的过程 中，竟能够将文学从政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是难能 可贵的，这是建安时代精神在兄弟俩文学思想方面的集 中体现。? 如果说，时代精神决定了曹氏兄 弟文学与政教分离的文学观，那 么兄弟二人人生经历和个性的差 异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他们文学 观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集中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 的价值论上；一是在文学批评论 上。?就前者言，曹丕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使文 学的地位上升到了“立功”高度。曹植则更多地从儒 家传统观念出发，依然坚持把文学作为“立言”的一 种而置于“立德”、“立功”之下的观点。在《与杨 德祖书》中，他称“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 彰示来世也”，表现出轻诗文视辞赋的观点。对此，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 解释道：“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 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 的，他的文章已近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 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 甚得意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的确，曹植的这一 观点，与其自身的经历、个性和政治抱负有关，同时 也应该看到，在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初期，新旧两种互 相矛盾的看法即使同时表现于一个人身上，也是不足 怪的。?就后者言。曹丕以批评家的眼光，强 调“审己以度人”的客观批评，曹植以诗 人的感受，赞崇天才的批评。曹植重视批 评者本身水平的提高，这自然没错，但他 认为批评者须有高度的创作才能方可进行 批评，则未免过于绝对。善作者未必是善 评者，善评者也未必是善作者，这是古今 中外的文学史早已证明了的。（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第1052—1054页于这一问题曾有详尽 辨析，可供参阅。）?此外，《与杨德祖书》中，值得注 意的是曹植较早就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审 美差异性问题作了说明，提出“人各有 所好”，不可一概而论的观点。这种观 点一方面是对《淮南子》的继承，同时 也对葛洪、刘勰等人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