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与结果为何事与愿违

其中有毛泽东少年时代睡过的床，读过的《诗经》、《论语》，反映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贺尔康日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员刘绍云听毛泽东演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笔记和1941年刻印的记载有毛泽东诞生年月和“闳中肆外，国尔忘家”评语的《韶山毛氏族谱》等珍品，形象地展示毛泽东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央苏区、长征途中挽救革命、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缔造人民共和国、主持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一生。展览主要介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同时介绍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十分明显,毛泽东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本质的意义上,是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作出这一判断的.。

毛泽东不是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批判了吗？但他逐渐觉得那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抓了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并没有全盘地抓起来。他不久后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旦“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觉得乱一阵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他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在于: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复和侵略的威胁。列宁一再强调保持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之间的必要区分的重要性，毛泽东也认为“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我国革新斗争的首要方法.我国共产党领导公民攫取民主革新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第2次国内革新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我国的赤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等文章中,就提出了树立公民装备,打开装备斗争的思想.后来,他在《战争和战略疑问》,《〈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装备斗争的理论.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准则,外部没有民族独立,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酷操控和压榨.这就决议了装备斗争是我国革新的首要斗争方法,装备的革新对立装备的反革新是我国革新的特征之一.装备斗争是咱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首要构成有些.咱们党的前史,能够说即是装备斗争的理论前史.在我国脱离了装备斗争,就没有无产阶层的方位,就没有革新的成功.在悉数新民主主义革新时期,咱们党恰是坚持了装备斗争,才使革新取得了彻底的成功.实习证实,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是契合我国国情的.。

第二，对怎样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法:不是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下手，在前进过程中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是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希望通过他所习惯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他把“放手发动群众”看成可以不需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没有约束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起来，中国社会中十七年内积累起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包括自以为“不得志”的人同看起来被重用的人、在这件或那件事上心存不满的人、以至各种个人间的恩恩怨怨等等矛盾，都在“革命造反”的漂亮口号下，以极端的甚至是无法无天的形式，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乘此活跃起来，浑水摸鱼，为所欲为。这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它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说明他那些想法严重地背离了实际。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已再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就只会有“天下大乱”，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这个根本原理。说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不符合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并且对存在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或极端夸大的估计。毛泽东却对这个理论充满自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可以同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的两件大事之一。

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狂热的程度，由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一些重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受到压制和打击。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这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伪装起来，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的错误推到极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干尽祸国殃民的坏事，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全国范围的大###，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十年，中国却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从而更加拉大了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存在的巨大差距。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