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凤琳：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国史研究的贡献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国史研究的贡献

邰凤琳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研究。他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批判及提出的研究国史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邓小平对国史研究的贡献，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本来面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广泛传播，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受到科学理论的批判洗礼。史学界掀起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研究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的高潮，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长起来，出版了大量史学论著。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向“左”转，在1958年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时，陈伯达提出社会历史科学也可以大跃进。由此引发了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在这场“革命”过程中，史学日益成为官学、显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被僵化、曲解。这种状况伴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跌宕起伏而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林彪、“四人帮”推波助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史被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被搞得面目全非。史学研究按照阶级斗争的单一轨道直线推进，惟书惟上，非此即彼，陷入简单化、绝对化、教条化、公式化的沼泽中，史学界盛行的是在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御用史学和影射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跌入低谷。

粉碎“四人帮”后，史学如何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本来面目，发展中国的历史科学，是史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邓小平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深知影射史学的危害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艰难，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本清源的重任。他坚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2]他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为切入点，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思维触角上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思辨求索，从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的统一上把握国史进程，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廓清了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的迷雾。

“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历史发展动力上，宣扬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鼓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他明确指出，“‘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并针对我国由于科技落后，从20世纪50年代后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现实，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廓清了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的迷雾。

第二，摆正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在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借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鼓吹个人崇拜，企图借机抬高自己地位，否定党的领导，否认社会各阶层的作用。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不仅在林彪、“四人帮”权力猖獗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还号召人们坚信马克思提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人们”的主体，应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以中国历史发展为例，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4]因此，“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5]当然，他并不否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5]（P，234）。这就最明白不过地摆明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第三，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

在史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上，“四人帮”从惟政治的价值取向出发，把历史当成随心所欲的工具，以单一的阶级分析方法取代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其他史学方法，使史学完全失去了它的崇高尊严和科学价值。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旗帜鲜明地批判这种极“左”的思维方式，运用多种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是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管其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和一定的时间及空间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告诫人们，“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4]（P，119）。他在分析和研究国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时，能够客观地将其放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认识，从不以当代标准苛求历史人物。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论及国史事件和人物时，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4]（P，118）据此，他正确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要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和那个期间的历史区分开来的令人信服的论点。三是全面系统的分析方法。他主张，“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4]（P，244）他不仅用此方法全面地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还系统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解决了国史研究和发展的最大难题。四是历史比较研究法。他将这种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赋予新意，即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对比研究，透过表面现象，接近事物的本质，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他不仅从微观上具体比较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起里程碑作用的遵义会议、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等，还从宏观上对中国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他用新中国同旧中国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同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比，用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比，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第一辑

”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结晶，它们一同构成了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传统保守主义对鲁迅文化观的批判，还是传统反叛主义对于鲁迅文化观的弘扬，都可能是单一逻辑式的批判，未能真正接近鲁迅文化观和文化批判实践的本质。只要认真读一下毛泽东同志生前为全党开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书单中的一些原著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中有许多理论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早就批判过了的东西。

二、注重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国史

邓小平不平凡的经历，使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3]（P，272）为促进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发表了《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吸收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等十几篇关于国史研究的讲话和文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做出许多精辟的科学的论断，不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直接的实践指导意义，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树立了里程碑。

第一，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基本经验。

共产.党讲阶级，你算什么阶级。最主要影响：促使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1902年,俄国革命遇到了许多困难,列宁在《做什么》一书中发出了"时刻准备着"的伟大号召.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终于举行了1917年的伟大的十月革命.1922年2月13日,世界上第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少先队组织,在前苏联莫斯科诞生,并确定“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前苏联列宁少先队的呼号.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我国第一个革命儿童组织——“劳动童子团”时,便把"时刻准备着"作为自己的呼号.解放后,党又把“时刻准备着”写进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章里,明确规定为我队的呼号.。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理想信念植根血脉、融入灵魂，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定力、凝魂聚气，坚定不移地把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持用十七大精神指导实践，只有树立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了我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信心，提高自身的修养、价值观，我们要学习和贯彻十七大精神,党才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出正确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定了自己的努力方向，集中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性，树立党的意识，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增强勤政廉政自觉性，找到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划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并做出了正确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继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1958年搞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又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至。这过多的政治运动不仅对经济建设构成严重干扰，也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有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对共产党执政的能力产生怀疑，也有人要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这段历史说得一团漆黑。邓小平意识到，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已不仅仅是历史评价和学术探讨问题，而是能否坚持党的领导的重大而现实的政治问题。因此，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中国的历史做了客观的评价。

刚才牛津大学的维克托讲的，我非常同意，我们对教育得重新re-define一下，过去两百年，人类追求科技、追求技术、追求科学的发展，相当之了不起，但是两三百年以前，人类追求智慧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价值观的发展是相当了不起，追求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个人认为，也是反动的，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是用来证明真理的，对未来和对宇宙来讲，今天的科学还是一个婴幼儿，我们应该去思考未来，从教育来讲，过去两三百年知识积累的教育，让人类取得了巨大的红利，但是未来知识会让机器越来越聪明。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实现共生主义、共立主义、共文主义，必须全体共产党员取得共识，还必须全人类取得共识，坚定信念，毫不动摇，并为之世代奋斗下去。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认清肩负的神圣使命和重大责任，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切实加强“四观”“两论”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特别是要加强无神论的教育，发挥各类学校在淡化宗教影响、传播科学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教育广大学生崇尚科学和文明。

同时，他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做了宏观概括。他依次指出，从1949～1956年这7年，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3]（P，136）。“‘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4]（P，302）当然，对这期间所出现的失误，他也毫不回避，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P，269）“‘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4]（P，302）但同时他又以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不计“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两次被打倒的个人恩怨，引导人们“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他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3]（P，264）“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