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之日馆长 上博这三年 访履新千日的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

2015年大年初一早上，上博新馆长杨志刚（左）率工作人员迎候观众，向第一批进入大厅的参观者拜年并赠送新年小礼物。本报记者蒋迪雯摄

这次采访，有点硬着头皮去，到最后也有点硬着心肠听。

硬着头皮去，是因为头一次对采访对象这么不了解，亦难再多了解。

他2014年12月到任上海博物馆“新掌门”之前，52年人生心路，几无一篇公开报道可寻。想找人侧面采访，起先也不知问谁。

硬着心肠听，是因这位“2017年全球最忙碌博物馆”的馆长，谈到最后嗓音已疲。

那天傍晚采访之前，他行程满满又见缝插针，中午赶去与越洋而来的芝加哥同行交流。

约他采访，16年前记得他家电话号码一拨就通。

2002年，因采写北京十三陵大修登门求教时，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轻教师至今印象深刻：那些年给他发工作电子邮件，杨老师往往都神速“秒回”，可见他的办公节奏和“在场”时间。

2008年，他被调任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很快业绩斐然，时任分管副校长林尚立称为“历史性突破”。

高校文科重大课题立项，全国每年不过几十个，复旦往年通常就几个。他那时突破到十几个。

而且还不止一次。这个纪录，之前未有，至今难再。

所以一位曾经的复旦校办人员印象深刻：那年全校团拜会，罕见地请了这位处长上台发言。

按惯例，一年一度的这个会，向来是请三位教授，以教职人员身份，分别代表文、理（工）、医三科致辞。这一次他以管理人员身份，代表文科上台。

他被调任上博前，上级组织部门曾认真听取复旦教职员工等各方意见，约谈人数之广泛、之深入，亦慎重得令人难忘。

他坦言，自己从留校任教，到成为系主任，再到成为校文科科研处处长，后又接任葛兆光先生，在2013年成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这一路走来，虽也一直是被调任，但到上博，自己还是“有点意外”。

他笑道，12岁因楼道大字报，而好奇于历史至今，这一路走来，又似都在为上博此行做准备。

于是便从来路说起。

复旦前传

那是1974年，当时正“批林批孔”“评法批儒”。

小东门附近他家中楼道里，拾级而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四面墙壁贴满。12岁的杨志刚正是求知若渴少年时，对批谁评谁懵懂无感，倒是“法家”“儒家”“孔子”“周公”这些高频字眼，人物故事，让“历史”如命运的种子，鸟衔风吹而落，落入他的心田。

1980年，他如愿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完本科，又读硕士，后再博士。

岁月无心，而柳自成荫。

采访前，为侧面了解找到两位他的前同事，都对杨老师的工作之投入、业绩、作风，印象深刻；都很熟悉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骑着辆“老坦克”到复旦上下班，连车型是28寸都脱口而出；却唯独，对他个人家世一无所知，“他平时和我们在一起，谈的都是工作”。

大家只是从他的温和有礼，推测这位有点神秘的好领导，想来是家风使然。

而他念念不忘的，是大学期间从周谷城先生等诸多师长身上，所受到的潜移默化。

“复旦文科大师非常多，仅仅历史学科就很多。”攻读硕士时，他的具体指导老师是朱维铮先生，当时的招生导师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历史系兼职教授方行；攻读博士时，他的具体指导老师是吴浩坤先生，当时博士点的导师杨宽先生已长期定居美国。“杨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的好几个专门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得出一些很了不起的结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他的全集，第一辑就多达满满一箱子。在系统性上，杨宽超过复旦历史系的很多老先生。朱维铮先生的特点是非常敏锐，极深刻，他是看透了，讲透了。吴浩坤先生则非常扎实，从史料入手，他也是复旦文博系的创始人、首任系主任，为人非常平和，非常低调。”

杨志刚至今感念：不仅做学问受到熏陶，做人也都有影响。

而温和的杨志刚，也有人如其名、其志如刚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