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教育出版社 薛晓阳 ：教师教育的理想：技术标准亦或道德信仰

原标题：薛晓阳 ：教师教育的理想：技术标准亦或道德信仰

▲薛晓阳

作者简介：薛晓阳，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教科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育哲学和教育基本理论。扬州 225002

关 键 词：教师教育 技术标准 道德信仰

标题注释：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B-b/2013/01/051)，江苏高校协同创新计划研究成果(苏政办发[2013]56号)。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16)06-0007-12

一、技术追求与国家命运：历史变迁中的教师教育

从师范教育转向教师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理论研究方面，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教师职业道德理论等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已经远远不是20世纪80年代那样相对简陋朴素。在实践方面，包括探索综合性大学办师范等改革尝试，教师教育的办学模式得到创新发展，包括教师教育视野的扩大，从职前到职后，以及教师专业意识的深入人心等。伴随着教育研究的不断向前，不仅教师教育理论获得巨大进步，而且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根本改变。然而，在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我们却发现教师教育或许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困惑和迷失。我们对教师教育的技术标准似乎越来越清楚，但对教师教育的未来却越来越模糊。教师教育的理想和传统仍然存在，但教师教育的方向却有不知所宗的趋向。但无论如何，每一个师范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教师教育这是一个不能放弃的阵地，我们仍然清楚地知道：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师范信仰，然而，到底教师教育应当做什么，方向在哪里，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让我们回溯历史来追寻教师教育的本质和信仰。在民国时期，师范教育的指导思想远比我们今天要高远，师范教育的追求是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师范教育从创建初始就有很高的境界和很大的视野，没有局限于技术标准的讨论，而是立足于“开民智”和“治国安邦”。在探讨师范教育的发展时，直指于师范教育的目的和信仰，而不是具体的规范和标准，没有把师范教育孤立于民族国家及其命运兴衰之外。从中国师范教育的起步看，就是与那个时代国家的苦难和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与国运兴衰相关联。事实上，师范二字从来没有停留于教授知识的境界，而是被作为拯救国家命运的代名词。我国的师范教育创办于清末，师范教育从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教育诞生。但师范教育却并不止于教育本身，而是在国家危亡之际临危受命，担负民族振兴和摆脱东亚病夫命运的使命。从具体过程看，师范创建于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南洋公学特设“师范院”。次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设立“师范斋”，直到1902年，张百熙拟《奏定学堂章程》，在京师大学堂设“师范馆”，1903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我国师范学制方始形成。但师范精神的酝酿却不像陈述过程这样简单，而是饱含着民族的苦难历史和解放的使命。梁启超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国运呼吁道：长此以往，必将产生“……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

[4]梁启超等当时的思想精英对师范都有深刻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师范不仅为群学之首，而且更是立国之本，为治国安邦不可或缺之策。1896年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批评洋务派办学堂，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等，最终一无所成，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优秀的师资，而关键是对师范的意义一无所知：“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5]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教育有三大病根，其一是“科举不改”，其二是“师范不立”，其三是“专业不分”。而师范不立是三大病根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把师范教育与国家发展关联起来。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师范的沈恩孚在龙门师范十周年纪念文中写道：“立国以教育为根本，教育以师范为根本。”[6]把师范与立国联系起来。梁启超于撰《学校总论》之同年专门又撰写《论师范》一文，写道：“今之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日兴学校。”“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7]在他看来“策中国”必须“倡教育”，而“兴智学”必须“立师范”。由此，向世人宣示了一个由教育立国运的政治逻辑及国家战略。著名近代实业教育家张謇面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景况时感慨道：“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