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晚唐，盛于宋金的河北曲阳县定窑白釉瓷器，以其胎白釉细、

兴于晚唐，盛于宋金的河北曲阳县定窑白釉瓷器，以其胎白釉细、造型规整、印花刻花划花精致美妙著称于世，成为唐末五代取邢窑而代之的北方白瓷的代表，并且因河北、山西甚至四川等地都有窑仿烧，形成宋代六大窑系之一。其带“官”或“新官”款的精品瓷器，从唐、五代直到北宋中期都是为宫廷制作的贡瓷或为官府生产的订烧品。宋金江西景德镇两宋时也烧制白瓷，因其釉中含铁量高，釉色发青，积釉处泛湖蓝色，故被称为“影青”，而在白度、刻划花纹饰和覆烧工艺上都精心仿制河北定窑器的产品，则美其名曰“北定”，足见定器声誉之高。北宋末，官汝器代替定窑器在皇宫使用，定瓷失去为最高统治者所用贡器的尊贵地位，至金政权统治北方时，珍品已渐稀少。南宋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记》中记载了这个变化的原因：“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入元以后，定窑系产品质量下降，全都成为民间普通用瓷。

有芒，指的是器物口沿不施釉，形成露胎圈，抚之手涩不光滑。这是河北曲阳定窑为大幅度提高装烧产量，自北宋中期首创的芒口覆烧法造成的结果，是一种工艺缺陷。宋金在芒口覆烧产量高，釉口正烧产量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情况下，大江南北许多窑场还是看重芒口覆烧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纷纷仿效，成为两宋时期民窑大路产品普遍使用的装烧方法。

用正烧方法而成的碗、盘、盏等器虽然口沿有釉，底足却露胎无釉，而芒口覆烧成的碗盘虽然口沿无釉，但足底却能够满釉不露胎。于是为了美化芒口缺陷，从北宋开始到南宋末，宫廷内府和南北方的官、民工匠，对那些精美的盘、碗、盏、罐等器物露胎芒口部位，用锻制匀薄的金、银、铜页包上一圈，谓之镶口（俗称“扣器”，如“金扣”、“银扣”、“铜扣”），这就是镶口器出现的原因（镶口器五代越窑器上已出现，但镶口时间无准确资料）。图1、图2是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北宋定窑镶口白釉器。图3、图4是景德镇窑南宋影青镶口碗标本。

镶口器的出现，原本是弥补器物芒口露胎缺陷，以利使用的不得已措施。但北宋皇室把这种对瓷器上的美化修饰，同权力、地位挂起钩来，限制镶口器的使用身份和等级。据《续资治通鉴》卷百十九载，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八月己酉日下诏云：“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扣器具，用银扣者毋得涂金。”这一记载也反证出只有皇室内宫和“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才能使用金扣器具，对叶寘、陆游的说法作了准确的注释：北宋皇宫不是没有用过定窑器，而是芒口贡器使用起来不如意，才弃定用汝的。但北宋皇室使用定窑镶口器、并且诏示用不同镶口材质区别等级贵贱的做法，很快产生社会风气的催化作用，从皇室而达官贵人，从权臣富豪而中产民众，都把使用镶口瓷器当做一种富贵标志的时尚而流行开来。不准用金镶口者用银镶口，不准用银镶口者用铜镶口。进而发展为，口沿无釉的芒口器物进行镶口美化装饰，口沿有釉的非芒口器物也进行镶口美化装饰，直把镶口器当成使用者身份的象征，一如清代人们使用不同质地的鼻烟壶那样。

对口沿有釉的非芒口器物也进行镶口美化装饰，似乎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但它又是确实的客观存在，试举二例为证：

南宋龙泉窑镶铜口天青釉小盏。西安悟陶斋古瓷标本博物馆有只镶铜口小盏（图5、图6），此盏釉色与浙江松阳县博物馆所藏南宋龙泉窑凤耳瓶之天青色几乎一致。盏口铜质边扣腐蚀严重，绿锈莹莹;盏壁内外水锈斑斑。上世纪末，西安一古瓷藏友在市场上误当官汝器购之，颇珍爱，待知为龙泉器，遂转让于悟陶斋主人。此盏用龙泉窑传统方法，裹足满釉，外底刮釉支烧。为研究镶口器，笔者曾将盏口铜扣挑起观察，发现口沿施釉无芒，遂知镶口全为追求时尚而加添，并无实用之需要。读南京古瓷前辈王志敏先生遗著《学瓷琐记》，论及“镶铜口瓷器”时说，“南宋官窑、龙泉…等则向所未见”，此盏可谓新见之物证。

北宋黑釉“兔毫”茶盏。陕西省榆林市王君藏品。此盏胎质白，但较粗，为北方定窑系某窑所烧，具体窑口尚未考证清楚（图7、图8）。照片显示：1、此黑釉“兔毫”茶盏圈足部分整个露胎不施釉，胎体质粗色黄，外底挖足较浅，足墙较厚，属北宋时期北方民窑碗盏类器物常见的制作工艺之一。2、茶盏口沿釉汁丰满，覆盖完全，没有用镶口方法遮盖工艺缺陷之必要，铜质镶口完全是为了追求时尚。3、镶口用铜质材料，锈绿可证。口沿内外包裹面宽，同故宫博物院所藏两件定窑白釉器镶口之巧秀精美无法相比，可推知为民间用品。

元明以来，瓷器镶口工艺从宋金时期的时尚装饰作用又回到美化缺憾的功能，但已经不是包裹芒口器，而是对口部有磕碰缺损的器物进行装饰遮掩和金属加固。直至民国时期，在古董行中仍有专门为珍贵瓷器进行镶口的工艺作坊和店铺，著名北京古玩史专家陈重远先生在其《古玩史话与鉴赏》一书中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