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律师？刘仁文 国有公司？刘仁文：我与重启特赦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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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title> 刘仁文：我与重启特赦的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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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content> 刘仁文，湖南隆回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2014-2015年曾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或客座研究员，并曾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

独著、主编《死刑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刑法学的新发展》等十余部著作，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中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学术著译之外，亦在《读书》《财经》《南方周末》等撰写随笔，并结集出版有《法律的灯绳》《死刑的温度》《远游与慎思》等。

出差途中闻听喜讯

2015年8月24日，我正与同事在江苏江阴做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工作，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记者的电话，说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想就此采访我。接着我又陆续接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电话，说的也是这件事。由于我当时在检察院的座谈会上，只好说，如果晚上还来得及，到时再联系，随后就把手机关了。

当天晚上，在江阴市检察院的食堂里，我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僻静处，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当晚回到酒店，又接受了一直在耐心等待我回音的《新京报》首席记者王姝的专访，刘仁文立法学会副会长。该专访第二天以“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为标题见报。这个稿子当晚我通过微信和她反复沟通过好几次，自己也很是用心，因为谢绝了其他很多媒体，所以想集中表达一下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当晚央视晚间新闻播出对我的采访后，陆续接到一些师友的电话和短信，祝贺我呼吁多年的特赦终于实现。这时，忙碌了一天的我，心情反而开始不平静起来……

对特赦的最初呼吁

1999年9月中旬，我到香港参加学术活动，当时中央政府正在准备国庆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有香港同胞问我：在举国欢庆之际，有没有考虑让那些罪犯及其家属也分享一下这份喜悦？还有朋友说得更激烈一点：为什么只赦免日本战犯，就不赦免自己的同胞？

我回到北京后，就把这个消息和我的同事胡云腾教授讲了，他不以为然，但我不死心，连夜写了篇“关于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的建议”的稿子，先投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以加急的形式于9月下旬报送给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编辑还跟我说，你要是早一点报上来就好了，现在时间太紧了，中央来不及摸底了。同时，我又把这个稿子稍作改动，发表在《改革内参》上。这份刊物有公开的刊号，所以现在有的媒体说我早在1999年就公开发文呼吁特赦，应当就是这么来的吧。

现在想来，即使当时早一点报上去，恐怕也不大可能搞特赦。因为当时国家的刑事政策主要还是“严打”。自1983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严打”之后，1996年又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性的“严打”，2001年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性的“严打”。在那样一个背景下，提特赦确实有点不合时宜。胡云腾教授当时说我不懂政治，大概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持续16年关注特赦

记得2000年左右，本所同事苏亦工教授到韩国去做访问学者，临行前问我可有事需要他在那边办。我说老看报道，韩国常搞特赦，请他帮我留意一下韩国是否有专门的赦免法。亦工教授言而有信，还真帮我带回了韩文版的《韩国赦免法》。我喜出望外，立即找本所懂韩语的研究人员金玉珍女士帮我翻译出来，刘仁文 司法的细节。随后我在给刑法研究室的研究生上课时，恰好当年有一位叫崔康锡的韩国留学生，于是我把这部《韩国赦免法》的中文译文交给他，请他就这部法律的来龙去脉及适用情况进一步提供一些资料，最后以我俩合作的形式写成一篇题为《韩国赦免制度及其改革方案》的论文，发表在了田禾教授主编的《亚洲法论坛》第一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