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假话”写不了作文，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构建

自己精神花园的时期

在漫长的人生中

这个精神世界将是一个人内心的栖息之所

这才是包括语文在内的中小学教育

本应该有的影响和力量所在

5月30日，陕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御锦城小学四年级8班的班主任杨老师文图并茂点评学生作文。图/视觉中国

作文教育，如何超越应试？

本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20.9.07总第963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日常写作、学术写作等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主要表现为语言表达不够精准、结构不全、逻辑不清，影响到学生与教师的日常沟通以及国内外学术交流。”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跃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语文考什么、怎么考、如何评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学生写作教育。从高校学生实际情况来看，陈跃红认为，中学语文教育还是在以文学性为导向，无法满足多数理工科专业的实际写作需求。大学写作通识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给中学作文教育纠偏。

千文一面

“学生写作文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不说假话都不能活。”网红语文教师韩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项目实验班班主任，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在视频网站B站投放了二百余条教学视频，很多人是从视频“《甄嬛传》里的文化常识”开始认识她的。

2019高考语文全国卷三出的是漫画材料作文，画中写道，毕业前最后一节课，老师说：“你们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网友直呼“回想起师生情”“瞬间泪奔”，然而只有深入学校的人才知道，“多少孩子对老师‘恨’得牙痒痒。”韩健开玩笑说。

“假话作文”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出现。“今天天气很好，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午班主任带我们去参观科技博物馆……充实的一天结束了，我们期待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呢？”朋友拿来女儿的作文让董玉亮评价，董玉亮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教了近二十年语文。董玉亮把小孩叫到跟前，问了两个问题，原来活动当天雾霾严重，小孩一点也不愿意去，之所以写假话，是因为“这样写，老师给高分。”孩子对董玉亮说。

小学生作文中，以天气来开头时，最常用的3个意象是“蓝天、白云、太阳”，加点修饰，就变成了“蔚蓝的天空、漂浮的白云、金灿灿的太阳”，如果能再加一个比喻就更好了。“这都是公式。”非虚构写作孵化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说，2017年起，他还开设了少年三明治写作课程。李梓新举例说，不仅写作格式被“开头-中间-结尾”的模式框住，语言也被框住，儿童作文中时常看到“欣欣向荣”“热烈”等报告用词。

一些题目看似让写生活，但实际并没有鼓励孩子去观察真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孩子为了套题会去编造，这在作文评价体系里是被默许的。“小孩不知道该如何自然地贴合题目、又拿到高分，这很拧巴。”李梓新认为，传统作文教育没有鼓励孩子打开感官，过多停留在意义上，结尾要点题、升华，孩子变成了相对呆板的模式化好词好句的组装工人。“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对写作兴趣的全面扼杀了。”李梓新说。

韩健曾被山西省一所县城高中邀请去作语文学习讲座，当地老师见到她就说，“韩老师，帮帮忙，有没有特别好的写作套路，像晋南一些高中用了六段式写作法，这两年语文成绩特别好。”

“六段式”的套路是，第一段关联材料话题，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中间三段阐述分论点，最后一段总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结构，问题在于老师只教了表面的技术，没有训练内在逻辑。”这样做的问题是，文中抛出一个观点，然后扔在那不管了，观点句后面的内容使用排比、引用等修辞，读上去十分优美，却不知所云。韩健带班时会特意告诉学生，更应注意文章内在逻辑的流动，用案例、数据等论据把观点固定住，使整个逻辑链条一环扣一环，很多学生第一次听到时是很不理解。

“这和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的经典文章，虽然也有暗含的逻辑，但更注重意境表达、讲究气势磅礴、道德高尚，学生从小接受的作文教育也更多强调语言是不是华丽，在逻辑训练方面特别欠缺。”韩健分析说。

学生作文的另一大问题是素材匮乏。国产名人中，屈原、苏轼和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写得最多，被称为“套话三巨头”，国际“四大金刚”则是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爱迪生。

“学生不是没有素材，而是没有建立作文和自己生活之间的联系。”原北京陈经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北京教育学会语文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大绩看来，作文写不好的关键是欠缺联想的能力。“联想和想象是语文的基本思维方式，作文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语文教育出了问题。”王大绩说。

2019年10月下旬，（左起）黄子平、钱理群、赵园、陈平原等出席关于黄子平新著 《文本及其不满》的文化论坛。摄影/活字文化 刘小柱

语文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2016年高考全国卷二的作文题目已经给出了语文学习的三大法门，材料提到，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通过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和社会生活实践。然而，应试教育正在侵占课外阅读和生活体验的时间。

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发现，中学生阅读情况并不乐观，学生年级越高，读书的情况越差，到了高二，几乎不敢看与高考无关的“杂书”。“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围绕中考和高考，既不注重培养读书兴趣，也不引导读书，又怎么可能提高语文素养？”温儒敏在2015年给小学语文教师进行国家级培训时发问，“试想，读书少，或者不读书，只读教辅教材，如此功利，怎么可能学好语文？”

学生的阅读时间也在被电子产品所挤占。一位在作文培训机构工作的深圳语文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小学生父母把孩子送到写作机构是为了“戒网瘾”，以防沉迷于抖音或手机游戏。大城市孩子生活环境比较简单，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生活重心就是学习，与社会互动有限，很难产生共情能力，如果没有阅读和生活体验，语文素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是空谈。

语文是什么？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的共识部分是“语文是一种母语学习”，新课标中对语文核心素养由基础向上提出了四个要求，即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

所谓思辨性，就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再高一点，鉴赏与创造，很难用分数评价。”董玉亮无奈地表示，现实对“好孩子”的评价标准就是单一的，只有学习好、分数高的是好孩子，完全忽略考分之外的优点，同时，这种通过比较分数得来的自信又是不牢靠的，一旦新环境没有比分制度作文怎么写教案，很容易迷失，何谈自我表达？

不管中考还是高考，阅读和作文在语文考试中都占据着绝对分值，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分数的提高并不完全与应试训练强度成正比。在王大绩看来，题目千变万化，本质上考察的无非是检索和加工两种思维能力，即从文本中快速准确地找到答案信息，并通过联想或推断使答案符合题目要求，这两种能力都需要通过阅读和生活感悟来提升，而不是光靠刷题、背套路。

“训练学生思维能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很多老师自己未必有这个能力，中小学教师其实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群体。”一位高中语文教师坦言，公立学校待遇不高，留校的大多是女老师，方便顾家，伴侣大多是军人、医生、律师等典型中产阶级，日常打交道的就是自己的学生、学生家长和同事，生活安逸，本身也没有拓展自己能力的主观迫切性。

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课堂模式中，老师是主角，课上讨论内容大概率不会超出老师的射程范围，个别离经叛道的观点只能作为“补充意见”。韩健举例说，学古典诗词时，年纪小的学生普遍更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现有教育体制里，老师允许学生论证为什么不喜欢杜甫，但最终还是要引导学生去发现杜甫的伟大，她也承认，“这确实有可能压抑了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教师的能力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韩健曾应社会教育机构邀请到全国各地高中做考高冲刺准备的讲座，在一些中学的早读课上，她看到有语文老师抄了一黑板的成语和近义词辨析让学生背诵。“这些所谓的积累都不能算是写作可用的砖块，而是砖粉，抄板书、记词语的做法太过低估一个高中生的学习能力了。”韩健说。

“不要用自己的学识限制孩子，学生被动去记忆老师讲的内容，是没有感触的。”董玉亮介绍说，北大附中的语文课是翻转课堂，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2014年秋季起，董玉亮新开设了一门《鲁迅作品选读》 （下文简称《鲁迅》），每次上第一节课前两到三周，他都会把近两万字长的《回忆鲁迅先生》布置下去，让学生提前阅读，课上分享一处文中最有感触的地方，二十多人的小班课堂上，每人说一点，刚好一节课60分钟。

起初董玉亮也会担心，文章中有价值的内容会被学生忽略，但他很快发现，这堂课的价值是学生分享读书的体会和感动，远比老师讲得多精彩深刻来得有意义，学生讲完，会盼着上第二堂课，而老师讲得再精彩，学生也不会对课程有更多期待。“作为老师，从教育精神和道义上，都不可以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董玉亮说。

精神价值的失落

李梓新的少年三明治课上的小学生经常下意识地区分“哪些东西不可以写”“有些东西写了可以得高分”，课程总监、80后上海作家许佳分析说，孩子们很可能是从老师读的范文、看的作文选中总结出的规律，这其实是一种惰性思维，觉得这么写就行了，直到学校要求更多的时候才会走到下一步。“对很小的孩子说，写作就是这个样子的，与他们的真实情感不相关，他们很困惑，很快失去兴趣。”许佳说。

作文该怎么写？语文教育该怎么教？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问题。1997年，一位从浙江来到北京教书的中学语文老师王丽感慨“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她将教材陈旧、考题荒谬等现象整理成《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一文，发表在刊物《北京文学》上。王丽没想到的是，这篇文章与同期发表的另两篇反映中国语文教育弊端的文章一起，在21世纪到来之前引发了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并促成了1999年开始的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改革。

2015年5月29日，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斗古乡关口小学洼营教学点，谢毕华正在给学生们上语文课。图/视觉中国

当年最令王丽苦恼的是教材的陈旧与落后。那时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约一半编选篇目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作文教学的公式化、教条化更是让王丽觉得“不可思议”。教学参考书提供的分析公式几乎可以套用在每一篇议论文课文上，即“提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王丽称之为“三股文”，且很多议论文篇目很不接地气，不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以议论的精辟、言辞犀利或审美价值引发读者思考或美的感受，当时的高考作文题目也是“三股文”套路。

当时的语文教材已经经过一定改良。此前，语文更看重政治性和教化作用，甚至一度没有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逐渐转向对语文知识和读写能力等工具性的重视。这原本是好事，但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语文逐渐沦为“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应试教育，忽视了语文本身的人文性，缺少人文关怀。

应试环境下，学生缺少宣泄渠道。时任《萌芽》编辑孙悦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是如何萌芽的》一文中回顾，当时杂志销量下滑，面临市场困境，几经改刊最后决定“重新回到青年中”，以“提高学生文学修养”为目标。编辑部很快也发现了当时语文教育的问题，即只重视语文知识的量化，忽视了从文本和人本角度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学生死记硬背、套话套作、所想不能表达。为什么不针对想象力丰富的高中生搞一个类的征文大赛？“新概念作文大赛”应运而生。

“新概念作文大赛”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达、真体验”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全国重点大学认可，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甚至能得到保送北大的机会，前几届比赛中涌现出一批80后作家。随着高校保送制度取消和类似作文大赛的增加，以及一些明星作者涉嫌抄袭的指控，越来越套路化的新概念大赛作文也慢慢淡出大众视野。

“培养作家不是语文教育的任务作文怎么写教案，尽管文学艺术创作与语文教育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首先解决的是教材问题，1999年，教育部启动课程改革，修改当时正在使用的教学大纲，同时编写新教材，顾之川正是新课改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的主编。新教材在增加文学性内容的基础上，还加入了“选择性”，5本必修用来打基础，7本选修用来发展个性特长，例如喜欢古典文学的学生可自学《先秦诸子选读》，这套教材至今还在使用。最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要求，但现实中，语文教育似乎一直游走其间，从没有真正实现二者中任何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