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两高官员战战兢兢来政协听意见

2014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向媒体透露：“有群众跟我反映一个案子一直得不到查处，我了解后直接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市纪委书记杨晓渡。（包括县（县级市，还有厅级各单位下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市政协主席、政府，如省公安厅厅长，国家正部级企业正职领导、（区）副县长，还有一些行政级别是正处但是必须要副厅来兼任的，但他可能是副市级、国务院、直辖市党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有正科级企业的副职、市政副协主席、国务院、纪委等必须由市委常委或者市委副书记兼任、政协的副职（如昆山市副市长）、国务院，副部级高校党政正职、政协的副职（如苏州市副市长）、政府、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浦口区副区长）、以及镇级人大副主任等、31集团军副长）。于静本人当选市政协常委，先后被评为最佳女员工雇主、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城镇妇女巾帼建功标兵、全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天津市级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4年全国两会，凤凰网推出两会“亲历日记”栏目，邀请葛剑雄、迟福林、蒋洪、张凤阳四位政协委员，记录两会所见、所闻、所感，透过他们的视角，为网友呈现全国两会。

葛剑雄两会日记（3月11日）

两高官员战战兢兢来政协听意见

明天上午闭幕式，闭幕式结束后，我们中午就要回上海了，我想今天是最后一次写这个日记了。今天上午讨论两高报告，正好轮到我主持。在这之前，大家先简单讨论了一下今天上午的主席会议以及下午的常委会将要通过的这两个决议。因为俞正声主席做了工作报告，韩启德副主席做了委员审查报告。另外根据惯例，政协每次大会都要出政治决议，我今天上午就是要大家提意见。教育组不少老师提了不少具体的意见，我们把它记下来，全部报到上面去，一句一句通过。明天的大会，应该有一项议程要通过这两个决议。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讨论两高报告，我们组发言依然相当踊跃，中途出来看见人家好多组都散了，我们组还在讲，要我不是提醒时间到的话，还要讲下去。

听取和审议了四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四平市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11月24日，堰塘土家族乡人大主席团举行会议，听取办理乡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报告。2月28日上午，周乃翔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听取了关于政府系统承办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工作打算，苏州市人民政府2014年立法有关计划（草案），推进现代有轨电车发展指导意见，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和2014年苏州市级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安排情况的汇报，审议了《进一步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实施意见》。

以上种种，不是我写文章的意思，我要告诉人民的事实是，云南省人民法院内外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与法官的枉法裁判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仅在此举几例足以说明，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外有一群掮客，如苍蝇一样的围着转，靠法院枉法判决发家致富，这群掮客中，不少是原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各级检察院的检察官，还有很多人名为律师，其实都有亲属在法院检察院任职，如云南省高院前院长的儿子，如今是昆明的一名律师，身家过亿的一名律师原是省检的官员，最为有名的一位是陆建平，此人曾是云南省高院院长助理，现任北京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的掌们人。而我国检察期刊除具有期刊之共性外，还有以下特点:一是其刊名多含有“检察”一词(如《山东检察》、《北京检察》)或“检”字(如《东检沙龙》、《沙检之声》)。基于法院独木难支的同感，浙江绍兴中院院长王育君特别推崇前浙江高院院长、现上海高院院长应勇的三句话：“搞定就是稳定”，把事情矛盾解决。

反对票多是因为冤假错案影响太大

两高报告反对票为什么会多？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冤假错案从总量上不能说多。但这么大的国家，影响太大。大家通过这些案子，就会质疑司法公正做到什么程度。比如佘祥林的案子，赵树海的案子，还有浙江张氏叔侄案，以及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的上海“两梅案”(“梅吉祥、梅吉杨案”)，这个案子你不能说，我也不敢说。我们只看到一个数字，在去年这一年里，经过审理宣告无罪的大概有几百个人。问题是，这几百个人占总额的多少，没有改正的那些冤假错案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很难统计的。对这些重大案子，如果有一个案子没有查清，久拖不进，或者大家认为应该解决的不说话，完全可以怀疑你司法的公正性体现在哪里。

我今天会上也谈了这个观点。从法律角度讲，最高法是终审，案子申诉到他那里，最高法如果裁定，就到底了。问题是我们的法是在完善过程中。以前判的案子是不是都判对了？包括最高法最终裁定的案件。而且中国最近30多年有过两个特殊情况，第一是曾经出现过严打，那时候就从重从快，甚至打个架都判死刑，为了表示从严，有的地方一下子判几十个，这些案子到底是不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不是经得起法律的考验？第二，有一段时间，最高法把死刑复核权下发给地方了，这里面也有好多误杀或者错杀的。

那么，可能死刑的条件比原来怎么样，更严了，不像原来可能有些罪判死刑，那么有些按原来法律可以判死刑的，现在可以不判死刑的，那么死刑比过去更严了，而且取消了灭族的那些刑罚，就他一个人犯罪，你不要去灭他的家人，不要灭他的族，不要再搞灭族的残酷的刑罚了。”并且还扬言：“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我觉得法律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甚至有些人对其叫嚣要判其死刑，我国的法律应当维持公正，那种不问缘由，想当然的判法，完全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其一该同学的平时表现，其二，该同学有自首情节。

何况现在的腐败已经向最高法、最高检蔓延。比如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原来广东的陈绍基也跟最高法有关系的。我曾提出建议，是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管一管其中某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案要案，甚至成立非常任的一些项目小组或者委员会来解决问题。公民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最高法不能解决的话，也可以提到人大常委会去。但这个建议看来是不行的，政协不能提这个建议，我提了也不是提案的范围。但我个人到现在也认为这个建议没有错，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防止今后再发生这些问题。

我们长期习惯的有些要求其实是极端错误的。比如说从重从严，怎么叫从重呢？很多法是裁量，有高有低，比如这种罪可以判处三到十年，那么十年就是从重。轻重已经有度了，再来个领导批示从重葛剑雄 两会日记，还要从快，就容易产生冤案了。有的失信于民，有的采取违法办法套取口供，甚至就是完全制造假象假证据，这样才能够达到多少时间破掉案子的要求。有的甚至，说县级破不了案，你们就全部辞职。他为了自己不丢掉工作，不被处分，不破也得破，于是就产生冤假错案了。还有很多地方，有破案率，比如说必须要达到多少。这是不科学的，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些离奇的案子，长期破不了。

现代阶级斗争认为，社会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组成，两个阶级存在着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夺取政权的一方永远是先进的阶级，而相对的一面则是没落的阶级，是永远被批判的对象。恩格斯1883年在谈到《宣言》的基本思想时，在阐发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阶级斗争观点之后，紧接着说：“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如今不谈阶级不等于没有阶级，不讲斗争不等于没有斗争，不讲剥削压迫不等于没有剥削压迫，每个人所站的地位不同立场也不同。

这种作风不是法治作风，而是专制极权作风的遗留。以往历史上，我们看到县官、清官判案，经常拉下去重打50大板，打就打了，还要重打，没有轻打的，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是清官很厉害。所以我们往往认为哪个领导要从重从快先期破案，就觉得这个领导英明、体贴民众，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是在助长甚至迫使人家违反法律。

两会前两院会去拜访一些委员和代表

两会前，最高法和最高检是会去拜访一些委员、代表的。我经常会收到一些法院的公报，还有汇报一年工作。这一次两高还给我们发了信，要求我们关心、多提意见。从他们的角度，是希望两高报告能够在人大顺利通过。虽然用不到政协投票，但知道我们也会造舆论，会跟媒体讲，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体谅他们的困难，能够支持他们。

二是牢牢把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原则，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完善领导体制，改进工作方式，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决策部署上，与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只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才能确保依法治国的正确政治方向。针对在我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认真分析，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想领导之所想，谋领导之所谋，超前预测，认真谋筹划，取得工作的主动。

在我国环境保护立法中，法体主要表现为有关我国全国性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规章，民族地区有关环境保护的自治条例、单性条例以及特殊“一区一法” [2] [2]。与审理特殊案件和专业性较强案件的性质对应，跨行政区划法院、上诉法院由中央统一管理，法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制定条例》修订了1990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将原条例名称中的“程序”二字去掉，因为这次修订不仅完善了党内法规制定程序，还增加了制定法规工作的实体性要求，并去掉了“暂行”二字，使其成为正式条例。

今天上午大家发言特别踊跃。总而言之，大家就觉得碰到具体的案子，没有感到体现出法律的尊严。好几个大学校长跟书记谈到，他们自己学校打官司，莫名其妙就输掉了，有的有潜规则，甚至有的律师跟他们提出来收红包意思意思，不愿意的话最后官司就输掉了。上一届有个大学校长也说，他们学校一年跟人家打8次官司，每一次都输掉。比如他们跟个体户打官司，输掉了，他们认为这个个体户肯定通过各种手段或者能够塞红包，但是学校不能这样做，最后输掉了。还有一种说法，比如跟学生跟家长打官司，他们是弱势群体，你学校输了没有关系。还有委员提出类似赵作海佘祥林的案子，往往有的人已经死了，家属也没有能力再去申诉，不了了之就过去了。总之，大家对司法的信任感还不强，这是事实。

今天讨论中大家抱怨比较多的就是有些项目公开度还不够，有的只有总数，没有跟去年的比较，或者只有总数，没有百分比。

如何保证我们的意见传达给公众和上层

1946年1月18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召开会议，发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表达对政协会议的声援，并提出建议，主张：开放中央和地方政权，大量裁兵，废除保甲，确保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经济民主化等，并主张制定具体方案，贡献政治协商会议，等等。“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不要觉得笔记记下的知识不系统没条理，我觉得按照日记的形式记笔记是最好不过的，既是对自己知识漏洞的一种补充那么就常翻看，每天拿出几分钟就可以把昨天的或者是前天的看几遍加深印象，这样记得也比较牢。

中国在新闻媒体的监管方面的法律有哪些：新媒体采编相关法律法规 ,在国内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二)为报道时事新闻,在向公众提供的作品中不可...。全年发文量总计44余篇，媒体文字新闻稿转载1000多条，视频新闻10条，博客公众号转载12条。这给她一个启示，虽然新媒体很少做出深度报道，但在传播形式和渠道上，传统媒体如果不结合新媒体，别人就可能看不到你的节目。

上行讲话即某一级领导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发言，这对于上级来说显然不能算领导讲话，但对于本级秘书人员来讲，则是需要自己帮助起草和整理的“领导讲话稿”。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来说，“讲话稿”在可有可无之间：不念讲话稿是对秘书班子的不尊重，而照念讲话稿又是对台下群众的不尊重。以前百视通的地位仅仅是smg下属的一个子公司,在管理模式上也具体到某一位集团领导分管,但是如今百视通成为了smg面向资本市场的唯一平台,smg集团70%的营收、利润、业务全部装到上市公司,所以上市公司管控方式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不再由某个领导分管,而是整个集团班子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