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教案教学反思怎么写( 新时代的中国外语正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组图))

摘要：新时代的汉语外语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从多维思维的角度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包括：横向设置更多“非英语外语”（指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相关专业，将“非英语外语”教学作为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同时，外语教学要扩展到相应的文化，区分“外语”专业和“外语”专业。纵向上，应合理考虑外语教育的时间跨度。从一个角度来看，开始的年龄不是越早越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招的博士生越多越好。此外，要合理调整听、说、读、写、译的各个环节，重新加强读、写、译的教学。从教学的根本角度来说，要处理好理论探索与实践能力的关系。理论要结合中国实际鼓励创新，反对“跟风”。要加强外语专业的母语能力——尤其是母语读写能力的培养，并有策略地加以重视。最后，从新时代的要求出发，结合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主题词：新时代；外语教学；非英语外语（FLOTE）；中文识字；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比较语言学、中国传统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中国正昂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想从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维度”：宽度、长度和厚度，或者横向、纵向和内向，谈谈我对新时期外语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的思考。

1 外语学科建设的“广度”思考

“宽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外语学科外延的广度，二是外语学科内涵的广度。

外延的广度主要是外语问题。与前一个时代相比，新时代外语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主要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学习外语的主要目的是“引进来”。学习外语的任务不仅仅是“引进来”，还要在“引进来”的同时考虑“走出去”。在“引进来”的时代，我们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化，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的外语教学，欧美语言，尤其是英语一直走在前列的原因。中国人几乎把“外语”等同于“英语”。在“新时代”，这种格局必然会发生变化。一方面，英语“独大”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但可以预见，不会永远如此。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外语”的延伸范围会越来越广，外语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我觉得为了促进英语以外的外语教学和研究，我们可以给它们统一的新名称，比如，叫“非英语外语”，英语可以翻译成外语其他的比英语（简称FLOTE），以便于理解外语。考虑它一般面临的问题。我觉得首先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非英语外语的布局，二是非英语外语与英语的关系。

所谓布局是指非英语外语的优先级排序，即国外所谓“关键外语”的层次，二是指非英语外语的布局语言，包括语言类型（北京外国语大学计划开放100种外语）。其他外语学院和普通学院开这么多是不可能和必要的，但是开多少，开哪些，最好有一个整体设计，统筹考虑），比如开放区域（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地方根据需要可能有不同的考虑）、开放程度（是否从中学开始等）。国内成语是“一般外语”和“ 剪掉一部分，腾出笼子给更多非英语外语专业的学生；另一方面，英语要“领跑”，在全国外语专业中发挥引领作用。所谓“领头羊”的意思就是展示、参与。“示范”是指虽然各种外语都有自己的教学规律，但长期、多层次的英语教学经验，必将为其他外语教学提供经验和启示。并参与。“示范”是指虽然各种外语都有自己的教学规律，但长期、多层次的英语教学经验，必将为其他外语教学提供经验和启示。并参与。“示范”是指虽然各种外语都有自己的教学规律，但长期、多层次的英语教学经验，必将为其他外语教学提供经验和启示。

“参与”有两种：第一种是非英语外语人才培养，很可能遵循（中、英、外）“三语教学”模式，因为英语在基础课程中引入较早。教育，而在教授非英语外语的时候，学生往往已经有了一点通过英语学习外语的意识和基础，让英语的后天优势在英语教学中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非英语外语，包括使用英语作为媒介。二是为了“非英语外语”专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很有可能考虑“汉语学习外语”的战略对接 和“外国人学习汉语”，两者要同时进行。相关学校可同时开设非英语外语专业和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实行统一协调。这将是对我国现有外语教育模式的突破和创新。

外语学科内涵的广度是指外语学科的定位，主要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毕竟外语只是交流的工具，文化交流和交流才是学习外语的真正目的。过去我们学的外语主要是英语，主要涉及我们想要“进阶”的西方文化。新时代对外语教育有新的需求，语言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文化的多样性。我们需要了解和熟悉外部文化，我们需要传达我们的文化，让外人能够理解和接受。文化因素在外语教育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国外有经验可以借鉴。在很多国家，培养外语人才有两种方式。一个在很多地方被称为“现代语言中心”或“现代语言系”，培养实用的语言技能，特别是口语和交际能力；另一种是国别研究，通常称为“某某研究”。比如国外的汉语教学主要在现代语言系，如果有孔子学院，这个任务就交给孔子学院；中文系），它的课程其实比我国的中文系要广泛得多，除了文学，有历史、政治、社会等。而且这些课程偏向于研究性质的，基本上是由当地教师用当地语言开设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国的外语教学也有类似的区别：“外语系”和“外语系”，前者学制4年，学制5年。前者大致相当于在国外建立现代语言中心，培养语言能力。主要是后者有点像国外学，但内容没有国外丰富。现在我们的外语系基本上是全语文系，大部分是文化文学课程的点缀，研究性课程较少。“一带一路”建设 新时代需要实现五同，外语教学将面临一定的转变。语言教学中要大力加强国别研究。但这需要飞行员，而不是匆忙。建议重点建设一些基础较好的高校，将部分外语专业提升为相关国学专业，逐步推进发展。

2 外语学科建设的“长度”思维

外语学科建设的“长度”（或纵向维度）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时间长短对外汉语教案教学反思怎么写，或者学校制度。外语学多长时间比较好，什么时候开始学外语确实需要仔细研究。当前以英语为主导的局面不仅是横向的，而且是纵向的，几乎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甚至社会各个领域和行业，从小学、初中到大学、研究生水平。 . 甚至还有一种将学习时间往前推的趋势，从学前班到幼儿园。这种情况，作为一门外语，尤其是英语，应该是幸福的，但我并不幸福。因为这不正常。确实外语很重要，并且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它们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但还没有达到“语文和数学”与所有人的基本素质并重的地步。毕竟，我们不像欧洲一些小国，一两个小时就出国，没有外语就活不下去。从语言学习的专业来看，在我国，除了英语，其他的外语基本上都是从大学阶段开始学的，比如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更不用说较小的语言了. 必须看到，这些语言的学习者中也有大量的人才，他们为我国科技、文化、经济、教育等事业。回想起来，我们的英语学习时间越来越早，如果不是明文禁止，从小甚至更早开始也不是不可能。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我们的英语人才比其他外语人才高出很多吗？恐怕不是。

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95%学过英语的人都没有用，他们的学习可以说是“跟王子学”。可见，英语的“火爆”其实并不是因为外语学习本身的需要，而是其他原因。各种背书的理论，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孩子的语言习得有个关键期，最好是七八岁甚至更早”等等，都经不起推敲。例如，关于儿童语言习得关键期的说法不一定是错误的，而是针对母语和双语环境中的第二语言。这些理论家反对中国儿童的早期识字！外语教育的结果是影响母语和母文化的学习。在“新时代”对外汉语教案教学反思怎么写，当我们对外语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母语教育红线。我们说外语的人必须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我的观点：英语学习没必要这么早开始。在初中比较流行。在高中阶段，可以选择并分配一些“关键”的“非英语外语”进入不同地区的学校。“长度”的另一端是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如果此目的被认定为高层次研究人才，

“长度”的第二个方面是强调听、说、读、写、译。这原本是五种可能的平行外语学习能力要求，但《新概念英语》的作者、英国英语教育家亚历山大曾提出一个理论：“没听过的不要说，不要读你没说的，不读。客观地安排了外语的听、说、读、写、写，所以我们也用这个作为一个长度系列。在四个之后，一个“翻译”在中国应该加上，而在西方却很少提及，这也值得研究。在听、说、读、写的顺序中，“听和说”属于口语，“ 书面语言的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出现了写错、译错的情况。写作中的一个错误表现在硕士生导师指导学生论文的主要任务是语言纠正，无法纠正；翻译中的一个表现在公共标志的英文翻译上，这些标志已成为社会笑话的发源地。张少杰教授将这种口语尚可、读写能力差的现象称为“外语文盲”，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类比。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哑英语”还是“文盲英语”当然都不是最理想的，如果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想要哪一个？就我而言，我宁愿“ 为国家提供了许多精彩而必要的科学文化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翻译，而现在的“文学英语”除了能够应付出国生活和旅行外，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不大。国家（很多人口语流利，但在真正的学术交流场合却说不出来。因此，刘润清教授提倡测试口语。真正衡量能力的应该是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争论的能力，这使得感觉）。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反思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导致它的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国家提供了许多精彩而必要的科学文化文献和文学作品的翻译，而目前的“文学英语”除了能够应付出国生活和旅行外，对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不大。国家（很多人口语流利，但在真正的学术交流场合却说不出来。因此，刘润清教授主张测试口语。真正衡量能力的应该是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争论的能力，这使得感觉）。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反思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导致它的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除了能够应付出国生活和旅游外，他们对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不大（很多人口语流利，但在真正的学术交流情况下却说不出来。因此，刘润清教授提倡测试口语。真正衡量能力的应该是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争论的能力，这是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反思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导致它的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除了能够应付出国生活和旅游外，他们对国家的文化建设贡献不大（很多人口语流利，但在真正的学术交流情况下却说不出来。因此，刘润清教授提倡测试口语。真正衡量能力的应该是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争论的能力，这是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反思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导致它的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能力的真正衡量标准应该是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争论的能力，这是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反思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导致它的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能力的真正衡量标准应该是在学术会议上与同行争论的能力，这是有道理的）。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反思这种教学方法以及导致它的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理论。

“翻译”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3 外语学科建设的“厚”思维

“厚”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二是外语学习的真正自信。

首先，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我对目前理论过热的情况有些担忧。目前，高校的管理体制以科研（尤其是论文）为主。压力已经从教授、副教授、博士生、硕士生转移到教职工身上。我们对此不持异议，但想提请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所有学科都不能一刀切，特别是一些注重应用和能力的学科，理论研究要少。对于外语人才的培养，理论与实践哪个更重要？说到底，外语只是一种交流工具，需要的是能力和效率，而能力和效率来自大量的实践。说白了，语言学理论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是有限的。20世纪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的哲学探索具有价值，但对语言教学的现实意义有限。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理论大师乔姆斯基早就说过，他的理论不是为了教学。他甚至认为，对英语教学最有用的其实是传统语法。一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学校的语言教学实践也是如此。至于语文教学方法，其实除了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基本原则外，更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普遍适用的方法。20世纪以来，西方语言教学方法研究不断革新。所有的理论都说真话，但都是有限的。最新发展的是“后法”，即没有方法，一切由老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也就是回到孔子的“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