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葛剑雄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在北京

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时，在北京大学读法律的我还不知道政治学为何物，因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政治学那时还没有正式恢复。

说起来，中国政治学本来起步并不晚。如果从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设置政治堂算起，中国政治学已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相比现代政治学发源地—美国，仅仅短了十几年而已。[1]解放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是极少数人的禁脔，[2]但政治学的发展却有点不成比例。1936年，全国的大学不过百余所，其中39所办有政治学专业。那时，全国在校大学生只有区区几万人，政治学系学生的数目却仅次于法律系学生，是第二热门的科系。[3]也许，废除科举制后，不少人把研习政治看作了通向仕途的终南捷径。不仅学生如此，学者也是如此。如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学会”首届干事会有11位成员，[4]其中高一涵、王世杰、杭立武、梅思平、钱昌照、吴颂皋、张慰慈、刘师舜等8人都长期在宦海沉浮（除高一涵、钱昌照外，这些人要么当了汉奸，要么解放后没有留在大陆），只有钱端升、张奚若、周鲠生3人（解放后，他们三人都留在大陆）大部分时间留在校园里耕耘。

说解放前政治学畸形发展，也只是相对于当时大学教育的规模而言。其实，那时全国的政治学者不过百把人，[5]每个系的教员多则十来位，少则一两位；每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三、五百人。就学术水平而言，那时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几乎完全取法西洋，鲜有独创性的思考，连教科书也多采用西方教材。学者们的著作对中国问题研究不多，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就更少。[6]

如果说解放前政治学起点不高的话，那么1952年取消大学政治学系科以后，政治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干脆不复存在了。虽然1960年以后，有些大学重建了政治系，但它们当时以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主，目的是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争论，几乎完全不涉及与国内相关的政治学问题。1964年以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个政治学系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倒是更名副其实。不过，当时关注的“国际政治”主要是两类运动，即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国际政治的其它方面很少涉及。

1978年，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先倡导制定规划，积极开展政治学方面的研究；[7]次年，邓小平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8]“补课”的确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在1977年，湖北省已率先成立政治学会；邓小平号召“补课”前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也建立起政治学研究所。不过，标志着政治学重建的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是在1980 年12月召开的。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与政治学重建发生在同一年的一头一尾。因此，当《中国社会科学》纪念创刊三十周年时，中国政治学界也举办了一些活动，纪念中国政治学会成立30周年。

政治学的恢复是从译介资料、培养学生、编写教材、组建机构、出版期刊起步的。1981年，复旦大学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次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4年，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北京大学开始培养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与此同时，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几百名学子进入了西方各国(主要是美国) 的政治学系。我本人1982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学生涯。

招了学生，就得有教员与教学材料。在80年代初，即使是以前学过政治学的教员，也“撂荒”了30多年，必须重新补课，何况这类教员数量本来就如凤毛麟角；而那些只教过国际共运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教员则必须从头学起、边学边教。为此，1980年初，当中国政治学会还在筹备之中时，其筹委会便开始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1984年以后更名为《国外政治学》），主要是译介西方政治学战后的发展，一时间它几乎变成了当时政治学人的“葵花宝典”。1982年，曾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主修过政治学的赵宝煦教授主编了一本《政治学概论》，成为政治学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本教材。经过数年的筹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终于在1985年正式成立，并于同年开始出版《政治学研究》，这标志着起步阶段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