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写作课丨苏童：短篇小说的使命

短篇小说的使命

文丨苏童

人们记住一篇电影，记住的一般是一个故事，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甚至是电影的某一个场景，很少有人去记住小说的语言原本，所以，我在描述语言上的尽力，其实是在向一个方向努力，任何小说都要把观众送到对岸去，语言是水，也是船，没有喧哗的权力，不能喧宾夺主，所以要使它们齐心协力地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对岸去。

短篇小说的作文就像画邮票

红楼梦邮票

我不算太“自恋”的人，但回头一看，自己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竟然不知不觉写下了这么多的短篇小说，还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不是为自己的高尚自豪，喜欢写长篇没什么非常的崇高意义，是为自己的“自我忠实”自豪，我的感叹是我以为自己最商业了，结果仍告诉我，我最“自我”。我偏爱写短篇，这没什么能兴奋的，也没什么值得称赞的，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对我的妨碍，也没有任何殉道的动因，仅仅是喜欢而已。

“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我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一个是为了回头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一个是为了仰望，为了前瞻，是向对方索要，向虚构和想象索取，其中展现出我针对创作空间的贪婪。一个作家如果有一张好“邮票”，此生足矣，但是由于担心这邮票不够好，于是一张不够，还要第二张、第三张。但是我认为花那么长时间去画一张邮票，不仅必须自己的细心、信心，也要拖累别人，考验对方，等于你是在不停地告诉对方，等等，等等，我的邮票没画好呢。别人等不等是另外一个问题，别人收藏不收藏你的邮票既是一个问题，所以依我看，画邮票的作文生涯，其实是最危险的，不能因为福克纳先生画成功了，所有画邮票的就必定修得正果。一般来说，我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在画两张邮票，情愿承认自己脚踏两条船，这也许就是一种占有欲、扩张欲。

我的短篇小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到今天，已经面目全非，但是我有意识地保留了“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这两个“地名”，是有点机械的、本能的，似乎是一次次地自我灌溉，拾掇自己的菜园，写一篇好的，可以忘了一篇不满意的，就像种一棵新的树去遮盖另一棵丑陋的枝杈，我想使自己的园子有生机，还要漂亮，没有别的方式。

作家对待自己的情感有技术

罗伯·格利耶

最近发现有人在批判罗伯-格利耶的佳作，说他在电影科技上无限制地构建革新，其实损害了小说那种文体。我没有认真研究过罗伯-格利耶的电影科技，我的直觉是恰恰是他的这种“损害”技术创造了他的电影，因此而来的创造，完全可以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看法是，与其说短篇小说有技术，不如说作家对待自己的情感有技术，如何在作品里处理自己的感情，你对自己的感情能否依赖，或者是否回避，是否谴责，是否遏制，这是一个问题，是必须探索的。

谁也不知道作家必须在作品里设定多高的感情温度，但哪温度却是让人深刻可感的，必须适合他个人的情感应该，涉及不期而遇的几方当事人，无法承诺。可以说那温度最神秘，有时候它确定作品的成败，那一般是十分重要的元素之一吧。

说到短篇的结构，我觉得无所谓紧和松，文字既然是在虚构的空间里奔跑，怎么走都可以，只是需要在奔跑中抵达终点，不会有人计时的，也不会有人因你奔跑姿势不规范而判你犯规的，如果说结构出问题，那作者不是气力不支爬到终点，就是中途退出了。

用传统哲学思考短篇是一个途径，一种角度，“聚”和“散”说起来是“气”的分配，其实也有个描述问题。我仍然认为创作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是描述的魅力，如果对一个小说，自己最喜爱，多半是描述的力量，自己把自己搞晕了。这时候，你认为你可以跟电影中的人物握手拥抱，你或者会感受到自己在电影世界里的眼光，比在现实生活里最敏锐、更广阔、更残酷甚至很善良。也许自己偏爱自己这么多短篇，有点不正常，就像我不怎样喜欢自己的中、长篇，同样也不正常。我在短篇的作文中，与长篇不同的体会其实相当简洁，写长篇是为我自己而写，写短篇是为苏童而写，都要写，因为我就是苏童。

孤僻者发出的歌声

好的短篇小说的得来，对我来说一样是偶然的，我不觉得自己在长篇构思上有任何天分，只是喜欢，喜欢时常心甘情愿地投入。在短篇创作上，我有目标，目标有时候就是野心，我当时曾经大言不惭地祈祷自己的魄力得逞，不过就是要成为短篇大师等等的话，现在认为自己最滑稽，不是野心消失了，是自尊在阻止病态的疯狂，这种自尊是孤僻者觉悟后的自尊。孤僻者不要站到大庭广众前，尽管发出你孤独的歌声，孤僻的歌声其实可以征服另一些孤独的人。我的短篇，通常都有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有时候觉得呼之欲出了，一写却看到障碍，我不解决障碍，一般是冷处理，搁置一边。

有时候很奇怪，在写另一篇小说的时侯，会想通前面那篇的难题，其实是在一个相对完美的表述逻辑里反思到了另一个逻辑的难题。从这个经验来看，每一篇电影里的小世界呈现不同的景象，但依然是一个世界，所有人对世界的表述都是局部描述，所有完美的表述都有放射性，其中隐藏着一种逻辑的动力，它捉摸不定，却需要驾驭。我觉得，小说不靠算计，就是靠这些逻辑动力。所以你说要摆平小说中的每一个元素，实际是采用分解。我的理解是小说靠逻辑动力做乘法，要扩展，更要摆平的，还是叙述的逻辑。

小说都要把读者送到对岸去

谈小说的语言，确实是使人更难堪的一件事。我最初的电影语言，可以说是追求颜色跟温度的。有的电影语言。回避故事跟人物，面对杂乱的隐喻，采用的是从诗歌转换而来的表述语言。九十年代以后，诗歌语言开始“后撤”，所以我在学习叙述。叙述是个大课题，我们仍然在探讨这个难题，但是说到底，我信任这么一个观点，人们记住一个小说，记住的一般是一个故事，一个或者几个人物，甚至是电影的某一个场景，很少有人去记住小说的语言原本，所以，我在描述语言上的尽力，其实是在向一个方向努力，任何小说都要把观众送到对岸去，语言是水，也是船，没有喧哗的权力，不能喧宾夺主，所以要使它们齐心协力地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对岸去。

我尽量远离自己的作者身份。回头看这些作品，自己很喜欢的抑或近期的短篇，也许是由于最近的电影，总是不停地改，遗憾也就相对少一些。还有或许是由于最近的电影里有一个中年人的身影，中年人直面人生的心态是世故的，却比年轻人经得起推敲。当然，世故不是我的追求，所有的写作，最终都一样，必须用更世故的眼神去寻求更纯洁的世界。

追寻真实与翻转真实

如果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诗，那么短篇小说就是室内乐，短篇小说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长篇小说中有很多哲学元素的相互作用，短篇小说中也都有。它仍然不象交响乐般华美，但其复杂性、丰富性与协作性都能得到体现。短篇小说的戏剧表现为“一唱三叹”，“唱”其实就是创作，“叹”就是阅读过后所造成的审美概念。

在我看来，《三言二拍》标志着符合现代审美意义的短篇小说在美国发生。我最喜欢其中的《醒世恒言》，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业余作者，根据市井生活编造了长期世俗意义上的独白；在加拿大，作家几乎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对功利的一生百态进行描绘，创作了我们了解的《十日谈》。

《十日谈》和《三言二拍》时代的短篇小说呈现的是一个世俗的、草根的形态，当时的短篇小说写作者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对社会不存在批判的热切欲望。短篇小说在英、美、俄等国家发展、成熟得非常快，到了19世纪末，契诃夫、莫泊桑等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短篇小说在西方的成熟。我们则到了现代哲学中鲁迅先生创作的短篇小说的出现，我们的短篇小说算是真正成熟了。这个之后的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面貌，基本背离了《十日谈》与《三言二拍》的格调，短篇小说作者开始在新作中确立自己的形象，当然，很多人选择的是批判者的形象。

在短篇小说这么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我该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是十分准确的问题。要写好小说，必须应提供好故事。这个故事如何讲，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欧·亨利的电影《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让无数人记忆深刻。他的电影是靠什么东西提供故事的？对，是偶然性。欧·亨利所有的短篇小说都依赖于某一个偶然事故的出现，然后，敷衍出种种的意外，它的戏剧性就确立于此。这种方法在某一时期内作为短篇小说的正统，直到今天，美国有一种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就叫欧·亨利短篇小说。

除此之外，短篇小说还有很多种类型，我倾向于美国专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表述，他觉得现代的短篇小说不是契诃夫，就是博尔赫斯。在布鲁姆看来，这是两种短篇小说，契诃夫式的短篇小说和博尔赫斯式的短篇小说。布鲁姆说：“短篇小说的一个使命，是用契诃夫去寻找真实，用博尔赫斯去翻转真实。”以契诃夫名篇《万卡》来探讨“用契诃夫来寻找真实”这句话，这封小男孩万卡写给儿子的信，似乎写得更杂乱的短篇小说怎么写课件，但是你在静心读的时侯，会真的读出眼泪。我的泪点其实很好，但是契诃夫让我读出了眼泪。就这样一篇3000字的《万卡》，可以感受到契诃夫真实的力量。

最初，我对“用博尔赫斯去翻转真实”感到惊讶。后来发现布鲁姆引入了卡夫卡，用了“卡夫卡跟博尔赫斯”这个说法时，我时常明白了“翻转”的意思。博尔赫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大师，他在暮年时眼神瞎了，他佳作里这些可爱的词语，居然是他自己说出来，由他父亲记录的。他的小说有两类：一类是《交叉小径的花园》《阿莱夫》这样非常虚幻的，还有一类是相当抽象的，写阿根廷日常街头生活的，那是在他还非常健康的之后创作的。

“追求真实”与“翻转真实”的差别，其实就是面对着一只落水的桶。契诃夫的电影，是慢慢地写水面的，水面慢慢地降低，桶底露出来，有一条缝，如果说这就是真实，那么契诃夫就从水写起短篇小说怎么写课件，他是不破坏我们的习惯的。但我们看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利一觉醒来，变成一条虫子，很少有人会问，他是如何成为虫子的？他只看你接不接受最终的结论，这就是把水倒掉，把罐倒扣在地上，直接告诉你，这个桶的桶底有一条缝。格里高利从一个人成为一条虫子，如果在契诃夫那里需要是有仔细的表述，这似乎是内藏一个非常大的象征，是你对这个象征接受不接受。用“卡夫卡跟博尔赫斯”，解释对真实的一种诉求，不要计较这个虫子有没有什么荒诞性。“翻转真实”就是把一个荒诞的、偏离我们日常生活真实的事情告诉你。

无论是追求真实也好，翻转真实也好，短篇小说的使命还是要去抨击现实。说到短篇小说的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拒绝欧·亨利、莫泊桑的道路上越跑越远，这是现今短篇小说的一个总体态势和迈向。雷蒙德·卡佛的电影谱写了一种堪称新时代短篇小说的视野，甚至是手段。现在除了是美国作家，在全球范围内，短篇小说创作都是在反莫泊桑的道路上越跑越远，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