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经济学_阿伦特_宪政经济学 布坎南

2013年1月9日（美国当地时间），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10.3―2013.1.9）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历程。他虽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最长寿者，但也是“跨世纪”的寿星。“盖棺论定”，布坎南的学术人生已经画上句号。

布坎南的主要学术贡献

布坎南的主要贡献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推广运用于分析，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决策领域，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界定为一门选择的科学：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和人们的欲望无穷多样的条件下研究如何选择资源的配置来满足人们当前最为迫切的需要。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研究的是私人物品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个人在既定条件下如何进行选择使自己的满足最大化。

布坎南等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市场上，人们通过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要做出这两类决策。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是以完全不同的假定来讨论个人在经济市场和市场中的活动以及相应的决策过程。它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在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

布坎南的一系列论著既颠覆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也颠覆了当时的主流学的传统观点。布坎南等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科学，而是一门交易科学，是研究亚当・斯密所说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在经济市场和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经济”和“”是相互依从、相互影响的；正确地理解“经济”必须对“”有一定的了解，同样，理解“”必须能够理解“经济”。经济市场上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市场上也同样存在供求双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和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经济学体系。

布坎南的研究成果扩大了经济学的疆域，在经济学和学的结合部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创建了一个新的学派―弗吉尼亚学派或公共选择学派，因而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家们发出了“经济学”的惊呼。布坎南等人通过对活动过程的分析使人们对的干预和作用产生怀疑。布坎南等人的看法是，有市场失灵，也有失灵，进而使人们相信要缩小活动的范围。如何应对失灵？布坎南等人提出的是“经济学”的思路：通过规则改革和重塑，来约束的行动，约束家追逐自利对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的损害；而根本的途径是进行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灵。自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把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再谈论经济学，他们关注的只是远离的资源配置问题和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布坎南在一定程度上复活和振兴了经济学。

学术道路历经坎坷

布坎南的贡献无疑是重要的，他的研究更接近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沉浸在一个童话世界，一个理想世界。

但是，布坎南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间算是一个“另类”：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认同他，他领导的弗吉尼亚学派至今都被列在经济学非主流派这一类。美国和家也不怎么待见他，他很少被邀请到美国国会去接受咨询。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加上他的文字表述更像是与人辩论，而不像逻辑论证，因此他的论著中的不少内容使人看了不知所云。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连布坎南自己都感意外和吃惊。他在获奖后的1989年说：我很惊讶我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和我们这个团队都离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太远。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还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没有把我推上智慧巅峰。他虽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是诺贝尔基金会的网站一直没有他的传记，这难道是“善意的疏忽”？

布坎南和他的学派的学术成长过程也颇为艰难，可以说是历经坎坷。

公共选择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此时的美国正是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横扫千军、称王称霸之时。当时不少美国家都自诩为“凯恩斯主义者”，就连与公共选择理论同宗共源的货币主义首领米尔顿.弗里德曼也被这股巨大的经济流所裹挟，声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这种时尚和背景下，以“反凯恩斯主义”面目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自然受到学术界的冷遇和官方的冷处理。大体说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还被视为一种别出心裁的理论，处于受怀疑、受排挤的地位。

布坎南曾经回忆说，1957年当他打算和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在弗吉尼亚大学筹建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经济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最初根据地）的时候，如果他公开说明他们建立这个中心的目的是要反击经济学界和学界占支配地位的力量的话，几乎可以肯定会立即遭到美国大多数主要大学的反对。虽然当时的弗吉尼亚大学校方同意建立这个中心，这个中心也一度会集了罗纳德.科斯，戈登.塔洛克，弗兰克.奈特，F.A.哈耶克，邓肯.布莱克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热闹过一阵子，但是，由于这个中心的研究计划“与这所大学本身的主流学术态度，特别是与该校外部经济学所持的态度严重分歧”，校方开始怀疑这个中心存在的价值。1963年，弗吉尼亚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秘密审查这个中心的研究计划。这个委员会在做了调查以后向校方所呈报告的结论是：这个中心持有“19世纪极端保守主义的僵硬的单一观点”。随后，这个中心以及这个中心所在的经济学系的负责人都被撤换，改由正统派经济学家担任，学校当局有意默许甚至主动鼓励布坎南、塔洛克等人离开弗吉尼亚大学。1968年这个中心宣告解体，布坎南、塔洛克、科斯等人都先后转往其它大学，他们反主流经济学和正统学的第一个回合宣告失败。

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待了一年以后，布坎南和塔洛克于1969年下半年重返弗吉尼亚州，试图东山再起。或许是难以抹去上一年被扫地出门的阴影，或许是弗吉尼亚大学仍不欢迎他们，这一次布坎南和塔洛克不是重返弗吉尼亚大学，而是进入弗吉尼亚科技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VPI）。弗吉尼亚科技学院允许他们创办一个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于是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在此落草。公共选择理论在这里逐渐发达起来，在学术界的影响愈来愈大。到20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越出了美国本土，在欧洲大陆，公共选择理论也有了知音和追随者。布坎南认为，当时他们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成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学者的麦加或国际避难所（an international haven）。与正统观点不合的人都愿意来这里访问和进行合作研究。一时间，公共选择研究中心门庭若市，红红火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公共选择理论和当时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的观点和主张严重对立，弗吉尼亚科技学院无法容忍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继续存在下去。1982年学院当局做出决定，这个中心必须撤走。于是，公共选择学派再次被扫地出门，沦为流浪汉。

1983年，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来了个整体大搬家，它的研究人员、职员和设施全部迁到乔治.梅森大学。随后，他们在乔治.梅森大学安营扎寨，乔治.梅森大学也就成了公共选择研究的大本营。这种状况一直保持到现在。

由于乔治.梅森大学也位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这样，公共选择理论先后建立的三个根据地都在弗吉尼亚，所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这帮人马就被称作弗吉尼亚学派。

对中国的启示

布坎南最初发表的许多论著被学界认为是常识，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凯恩斯主义者更把他的观点看作是异端邪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布坎南就开始抨击凯恩斯主义的公债和赤字理论及其政策主张。1958年，布坎南出版《公债的公共原理》一书，1977年他又和理查德.瓦格纳联手推出《赤字中的》一书，系统地批评了凯恩斯主义的公债和赤字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布坎南认为，凯恩斯主义既掩盖了赤字政策的经济后果，也忽视了公债和赤字后果与个人的选择行为密切相关的事实。但是，令布坎南困惑不解的是，在《公债的公共原理》出版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济学界的大多数同行仍然拒绝接受他的公债和赤字的观点。

布坎南曾经说他的理论不适合中国，因为他研究的主要是西方制度下的经济与。但是他的研究对中国、乃至于对其他国家都是有启发的。布坎南和他的学派告诉我们，经济与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因此就经济谈经济往往不得要领；解决市场失灵和失灵都需要制定公正的规则，最高的规则是宪法，宪法规定了国家制度、架构和决策程序，这便是。中国正在深化经济体制和体制改革，布坎南和他的学派的有关思想可供我们参考。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