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导读］何谓中国政治经济学？郑永年认为，中国在其漫长的文明史中发展出了另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西方的自由市场以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为前提，资本的增殖往往造成对社会的破坏，也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而中国自古以来都由国家来承担经济管理的责任，经济从来都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一个部分。在保持民间市场活跃的条件下，这种国家主导模式在规避经济危机、开展大型基建与防止社会分化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制度优势。正是这种制度优势造就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崛起。着眼未来，如何基于中国现实，提出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建设任重道远。

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尽管表面上看是贸易冲突，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是中西方文明长期演化的产物，它们都具有各自文明的内在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不管两者间怎样竞争、冲突，也无法改变对方，各自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中美之间是和平还是冲突，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互动。

从更深层次来说，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解。自近代以来，尽管中国一直在或被动或主动地学习西方，但并没有在本质意义上和西方趋同。中国更为本质的一些层面，包括哲学、文化、体制、个体和集体的行为模式等，不仅没有被西化，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中国化了。因此，在话语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价中国、解释中国了。中国学者需要反思西方中心的话语，找到中国自己的真命题，并努力实现中国现象的概念化和理论化。

▍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1、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它对西方宗教、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等产生巨大影响，其伦理产生近代次本主义精神。636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国家理论、权力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行为理论、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典一直到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中国政治思想(从先秦一直到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公共政策理论、比较政治理论。

然而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逐渐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与社会其他诸领域相隔离，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中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直至今天，老百姓的文化心理中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事实上，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我们会发现古希腊人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十分相似：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相似。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直到迈入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才分离开来。有两件经验事实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罗马帝国时期，帝国境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由于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虽然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由于市场越大，利润越大，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而政治人物（国王）出于统治更多土地和人民的目的，和商人一样也有扩张的冲动。因此，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共享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在欧洲形成了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这一中央化的过程。

这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交易造就了欧洲的民主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国王要统一国家需要商人的财政支持，而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于是，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还远远不够。如何保证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这里的“人民”显然并非指所有人，而是仅指有钱的商人。这种“人民主权”的结果就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的议会在很长时间里就是商人的议会。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西方的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

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其固有的扩张冲动便试图逃离政治的制约而去寻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造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当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商人自身也成为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在这个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社会整体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人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而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就不可避免，这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而当社会主义运动最终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时，就诞生了“福利国家”。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三者都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种“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利益。不过，马克思当时认为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所有制结构才能实现这些方面的利益，因此他提倡革命。尽管这种新意识在当时也为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至少在欧洲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预见的革命，只是到了俄国和其他一些落后社会才发生革命。这是因为马克思过于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自身变化估计不足。实际上，当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资本和政治都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也开始了自我变化过程。

这样，下一步最可能的发展，就是等待中的西方利益-西方资本，出于对中国重置格局之战略能力与战略准备的恺惮，西方利益-西方资本或以此为契机动用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源迅速发动彻底解决俄罗斯问题的进程。这一昔日的美国资本利益的战略企图，在西方利益-西方资本当今旨在彻底解决南方问题，也就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计划中，已经转化为西方利益（欧、美国家利益）-西方资本手中专门用于全面恶化中国外在的安全环境、特别是经济、尤其是金融外在安全环境的一个战略抓手。三是仍然值得期待的一种等待：等待俄罗斯基于“一”与“二”的通盘考虑，从对西方实质性妥协这一步果断回头，并彻底放弃那份早没有战略资源作为战略支撑，从而已经注定不可能实现的战略意图（详细内容见之前解说），与中国一道抢在西方完成西方微调中东战略的关键性推进及西方资本复杂转进进程的所谓重大推进之前，以三种方式之一实质性打断西方微调中东战略、中止西方资本复杂转进进程，重新撕裂欧美利益、重新撕裂三边利益（欧美日）。

636政治学理论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国家理论、权力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行为理论、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典一直到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中国政治思想(从先秦一直到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公共政策理论、比较政治理论。636 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当代中国政治、国家理论、权力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行为理论、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政治思想(从古典一直到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要思想)、中国政治思想(从先秦一直到近代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公共政策理论、比较政治理论。孙中山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压缩了资本的空间，导致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新的失衡。因此，到19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平衡，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二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如果说国内的私有化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环境中还遇到了社会的强烈抵制，那么在国际环境中它则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资本得以绕开本国政府的控制与国内社会的抵制，在全球范围内畅行无阻，结果造成了不同国家之间资本、政治与社会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在留日期间，宋教仁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研究较多，他一直比较推崇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面对袁世凯日益独裁的趋势，宋教仁决定组织政党竞选，由政党组成责任内阁，限制袁世凯实施独裁，确保民主政治的实行。香港三波民主之所以发展为三波动荡，固然是由于民主本身会促使社会分化，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发展始终与国家主权、政治认同和文化价值联系在一起，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动荡。但在西方势力（包括日本）的全面介入下，基于泰国政治结构的天然软肋（注：西方式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之所以被西方视为核心利益，主要就是因为它非常适合西方资本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进行全面干预、特别是破坏性干预），上述泰国利益决策层根本无力独自解决问题。

在上述这个背景里，我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尚待观察。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还是困难重重。

▍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国家的责任

在东方，中国文明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无论是在知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中国文明从来没有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确切地说，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虽然百家争鸣，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各家只是在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程度上有不同的主张。自汉代《盐铁论》以后，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是“水利社会”，并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因为如前所述，西方近代以来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事实上，“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也就是说，欧元已经开始无限量化宽松，在正式降至最低0.00%之前，欧元需要时间以一切手段迅速注入广大的南方经济体，甚至包括日本这样的非欧美经济体以尽可能地取代日元的市场份额）的新情况下，在西方利益（西方资本）决心拿内嵌两个进程的西方微调战略及资本复杂转进去交替推进的整个计划中，在中国一边等待俄罗斯进一步选择一边又心无旁骛地持续、甚至加速推进两种战略准备的战略决心与战略能力里，突然重拾小泉纯一郎那只破鞋（注：在小泉时代，日本经济试图通过登陆朝鲜主导朝鲜半岛经济，推行所谓雁行模式的意图，因时机的不同，第一次尝试受到中美联手打击。我们来梳理下“货币战”的完整路径：次债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资本流向欧洲——美国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几国国债评级——欧债危机爆发、欧元大贬值——热钱涌入亚洲等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过热出现泡沫——资本外流——新兴国家经济危机浮现、货币贬值——美国就业率恢复、经济好转、退出量化宽松——全球各国面临更多的资本撤离——各国不得不采取应对手段恢复本国经济正常增长——资本回流美国。也就是说：在西方资本主导的现有体系内，欧洲利益系二战后第一次以欧洲利益（西方资本）这一主导者的角色主导处理一个重大国际事件，这意味着已经公开游离于欧美平台之间、目前仍由美国资本代言的西方资本开始公开偏向（注：仅是偏向而不是正式选择）欧洲平台的情况下，波音公司从mh370至mh17可谓是一再出镜（注：mh370是恐怖技术劫机，失联过程中飞行路线成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