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稳准抓捕四人帮 华国锋果断调兵包围上海 市

总理)第一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第二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59年4月至1965年1月)第三届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5年1月至1975年1月)第四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8日)代总理：华国锋 （1976年2月4日至1976年4月7日）总理：华国锋 （1976年4月7日至1978年3月）第五届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1978年3月至1980年9月10日）总理：赵紫阳（1980年9月10日至1983年6月）第六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1983年6月至1987年11月24日）代总理：李鹏 （1987年11月24日至1988年4月9日）第七届国务院总理：李鹏（1988年4月9日—1993年3月）第八届国务院总理：李鹏 （1993年3月—1998年3月17日）第九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8年3月17日—2003年3月16日）第十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3年3月16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49年—195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54年—1976年）华国锋（1976年—1981年）邓小平（1981年—1989年）江泽民（1989年—2004年9月19日）胡锦涛（2004年9月19日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1983年—1990年）江泽民（1990年—2005年3月8日）胡锦涛（2005年至今)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1931年11月，何叔衡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反映了军队改革后的中央军委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现实需要。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会上致悼词。中央这个消息是10月9日凌晨发表的，徐景贤很快就知道了，他又费起心思猜测起来：如果“首长”们被抓，会马上听到消息的，怎么现在还没有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这两个决定，说明中央正在开政治局会议。四位“首长”都是政治局委员，一定也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说明他们没有出事。9日一大早，王秀珍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马天水刚刚亲自打电话给她了，告诉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徐景贤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给他打的电话，内容和王秀珍说的一样。徐景贤悬着的一颗心落了地。他根本不知道，马天水是按中央要求打的电话。中央让马天水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要稳住徐景贤等人。

王洪文主持毛泽东追悼会，边上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徐景贤的心没有松驰多久，立即又紧缩起来，原来，就在9日晚上，他又接到了马天水的电话，转达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二人于明天上午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的脑筋又紧张地旋转起来：中央的开会通知为什么要让马天水转达？马天水为什么不在上午的电话中告诉我们？莫不是“首长”真的出了事？莫不是马天水在骗我们？但他转念又想，以马天水和张春桥的关系，他总不会骗我们吧？但是中央办公厅有通知，他和王秀珍又不能不去北京。徐景贤想起了张春桥经常对他说的《红楼梦》中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做了有去无回的打算。9日晚，徐景贤向他的妻子郑重道别，10日一大早，就和王秀珍赶往机场。在机场上。徐景贤向来送行的“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交待：我们去北京，如果两天之内没有电话，你们就发动起义，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你办事，我放心。徐景贤、王秀珍乘坐的飞机马天水 徐景贤和王秀珍，在半路上多次被检查，徐景贤心中已经明白了八分，他们一到北京马天水 徐景贤和王秀珍，就被中央办公厅的干部接到住处，实际上被控制起来。他此时彻底明白了；“四人帮”已经被抓了，他们的“首长”完了。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从此完结了。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中央派人来找他谈话了，同样是要求他给上海方面挂电话，稳住上海。徐景贤不得已，只好给上海打电话。但是，他此时已经不能再说“首长”们身体都好，工作很忙的话了，而是含糊地说：你们一定不要乱动，等一两天我回去再说。此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已经从外电中得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也判断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都叛变了，他们打算制造叛乱，还制定了“捍一”、“方二”两个武装叛乱计划，研究了停水、停电，“立即起事”的种种方案，但徐景贤等人已经被控制在北京，上海方面的“四人帮”死党群龙无首，无人决策，行动不起来。

在上海写作组系统的清查档案里，存有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帮” 倒台期间，即文革后期政治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内，上海写作组系统的全部会议记录，包括中央文件传达会、大批判动员会、选题策划会、务虚会四类，共有271次会议，不同的参加人员共计有467人，但是其中没有余秋雨的名字。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区委书记戴海波主持会议并传达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省地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接下来的几天，徐景贤仍然以市委领导人的身份在一些会议上露面。10月24日，上海的人们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大会上，还看见徐景贤坐在主席台上和群众一起鼓掌。但不久，徐景贤就从上海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苏振华任第一书记，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徐景贤也被停职交待问题。他又忙了起来，不过，他此时忙的是写检讨材料。

1976年10月，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这标志着10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