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抗日战争史应该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2005年我在《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中提出了十五个问题，即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和历史阶段的划分，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关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关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关于“三次反共高潮”，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建议，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和反思。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11期上，大家可能看过，所以这些问题我今天不讲了，想另外讲几个问题。

一、应首先把基本事实研究清楚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即使已成定论的很多问题，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说法。例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口信，在国内已经成为定论，但在国外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苏联学者根本否认这个口信的真实性。如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他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1]

又例如，王明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说王稼祥传达的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王明传记说：“据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2]。王明在1965年秋关于《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中又说：那个口信是“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的。1950年底我们来莫斯科后，一位原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见到他时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3]

既然存在不同的说法，就应该尽快把它研究清楚，弄清楚这个口信到底是谁讲的，是怎么讲的。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都应该进一步把事实研究清楚。只有把基本事实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史实研究清楚了，才有说服力。

二、应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

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这个重大的史实，至今存在不同的说法。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动全国的党史研究部门进行调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人士及其事迹。但我认为，不仅应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调查清楚，还应该进一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包括国民党军队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靖国神社”，即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日本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放在“靖国神社”里，美国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刻在墙上，让后代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全部将士名单调查清楚，陈列在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里？如果能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

“十九路军抗日死国将士之碑”，是由军长蔡延锴亲手撰写，碑文记述了十九路军将士抗日守土、浴血奋战的经过陵园南端的抗日亭建于1932年，为一花岗岩砌成的方亭“广东航空纪念碑”是为纪念我国航空事业先驱和在东征、北战、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空军将士们而建造的，1987年移至此十九路军将士陵园的中轴线“抗日阵亡烈士题名碑”上刻录着十九路军六十师、六十一师、七十八师、第一师补充团当年在淞沪抗战中阵亡的1983位先烈英烈姓名浮雕墙上的大头像是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蒋光鼐和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抗战时的蒋光鼐和蔡廷锴，两位都是广东人陵园中的主体和代表性建筑是建于1932年的先烈纪念碑纪念碑高 19.2米，全用花岗岩砌成的仿古罗马建筑风格的圆柱体纪念碑格外宏伟壮观纪念碑有一个铜像、二只狮子、八个铜像宝鼎，代表“一·二八”淞沪抗战1938年广州沦陷，这些铜像、铜狮和铜鼎都被日军夺去制造枪支，现在的是1991广州雕塑院尹积昌教授根据有关记载复制出来的立体方形的花岗岩石底座上竖立着一个威武雄壮的十九路军战士铜像在回廊的两边是门亭，左亭墙有1933年林森撰文并手书的《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全文右亭墙有1933年3月林森撰文并手书的《十九路军公墓纪念碑》碑文站在这样的铜像前面，我总是会有些激动，幻想着自己也曾和他们并肩作战，浴血沙场陵园内的一座喷水池1997年与蒋光鼐与蔡廷锴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一同迁葬于陵园内的将军墓，将军与那些死难的弟兄们又在一起了凯旋门原位于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内，由于城市改造，坟园面积缩水，凯旋门就孤零零地站在了路中间“碧血丹心”，十九路军将士们对得起这几个字淞沪抗战发生在上海，为何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却建在广州。据了解，叶成焕烈士是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著名抗日烈士之一，是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团长。二十六年前，战争，让它失去了自己亲爱的战友和抗日将士，那时，它的心里已经充满了对和平的渴望。

三、应加强对台、港、澳和沦陷区抗战史的研究

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中，应该有反映这些地区的内容。例如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对这些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和破坏？当时这些地区群众的生活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怎样在那里开展工作的？那里的广大群众是如何进行抵制和反抗的？在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内容。因而，总使人感到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台湾，被日本占领50年，台湾人民也与之英勇斗争了50年，在抗日战争史中不充分地加以反映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方面强调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却不反映这些地区的斗争，这就显得很矛盾，对于加强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也不利。我认为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对于大陆的广大的沦陷区，相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研究来讲，我觉得研究得也不够，也应该进一步加强。

四、应该重视中间势力在抗战中的作用

由于大陆和台湾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基本上是从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角度写的，所以主要是记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对于其他党派团体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战事迹，就写得很少。事实上，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在很多时候起了国共两党都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执行“不抵抗政策”，共产党则在用主要力量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当时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其他的党派团体，即广大的中间势力和爱国人士。在东北，当时抗战的主要力量除原东北军官兵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外，还包括大量的其他社会力量，如名目繁多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民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等。即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宋庆龄等广大民主人士、爱国人士，也起了国共两党都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全国各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从而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奋起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他们包括从大陆遴选的、目前健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在共产党的催促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民族利益为重。

五、应加强对普通群众、战士在抗战中英勇事迹的研究

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共有4个展厅，向大家展示了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的历史，特别重点介绍了军部移驻黄花塘期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使大家了解这支红色“铁军”的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人民军队史，也是一部英勇悲壮的抗日史和民族解放史。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人们对于弗罗伦斯.南丁格尔这个名字的记忆是和克里米业战争相联系的，她的美德和英勇事迹也与这场战争一同流传下来。

胡乔木在谈中共党史著作写作的时候，曾说要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的领导人和基层干部、普通党员的关系，不能只写中国共产党和高级领导人，要多反映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事迹。他甚至把这个问题提到有没有宗派观念的高度，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5]。写党史都要多写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的事迹，写抗日战争史就更应该多反映基层干部、普通党员和群众英勇斗争的事迹。只有这样，抗日战争史著作才会变成立体的、丰富多彩的、生动感人的。

六、应加强抗战时期思想文化教育的研究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外交，也研究得比较多。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相对于上述这些方面来说，研究得就不够充分，成果也相对少些。事实上，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教育，进步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著的。例如西南联大，在那么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竟培养出了那么多著名的科学家及其他各方面的著名人士。仅自然科学方面，在联大毕业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80人，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有12人，2人获得诺贝尔奖，7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就培养不出那么多的人才来呢？所以，他们办学的很多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汲取。在思想文化方面，成就同样非凡。可是，现在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七、希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学者共同编写抗日战争史

这是因为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是收到美国控制的，如果中美关系好，中日不会出任何摩擦，中美关系紧张，中日甚至可以爆发战争，日本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力量部署的重要棋子，是美国手中的利剑，日本本身的利益是无法去左右其战略步伐的，他的军事更是不能自主的，因此中日是否战争，基本是看中美博弈的程度的。看过前面内容可能会有人有疑问，中日也存在矛盾，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为什么只说中美矛盾，而不把中日矛盾放在影响战争的核心中，何况中日还极可能是爆发战争的核心国家。罗丰禄则继续指责英国立场充满矛盾：如果当时中日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则高升号的确可以被日军作为战利品，但正如英国学者胡兰德分析的，如此一来，则高升号的船东无权为其因参战而损失的船只索赔。

八、应重视国外及台湾资料的搜集和交流

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迄今为止在《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辽宁大学学报》《黑龙江民族丛刊》《满族研究》《北京档案》《山西档案》《档案与建设》《浙江档案》《兰台世界》《档案管理》、《东北史地》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档案学》转载，出版专著6部（《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二史馆还以档案为媒，为两岸高层交流打造平台，先后接待多位台湾名人及著名学者参访，包括台湾统一党主席陈映真、蒋经国基金会董事长毛高文、国民党中常委何庆纹、国民党原秘书长许水德以及国民党中央党史馆原主任陈鹏仁、邵铭煌，“国史馆”原馆长林满红、政治大学原校长吴思华、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以及蒋永敬、张玉法、陈三井等一大批台湾著名学者都来馆查阅过档案。

九、应重视民间的研究力量

现在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主要是学者或专门研究机关坐在书斋、办公室里进行的，依据的主要是文字材料。对于其他方面的资料，如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述史料、遗址遗迹等等，往往重视不够，或因为条件限制，搜集的很少。有很多民间的研究人员和爱好者，在这方面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樊建川在四川大邑建的建川博物馆，仅抗战文物馆就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众志成城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侵华日军罪证馆、汉奸丑态馆、不屈战俘馆等10个馆，其中有7个已经开放，藏有抗战文物几万件，是全国藏有抗战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又如大庆公安局的一级警督孙国田，在他女儿孙颖的协助下，用了5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十几个省、市和自治区，采访了抗日老战士、劳工、“慰安妇”、日本老兵等二百余人，拍摄了抗战遗址、遗迹、遗物等上千处，用采访记录、当时人口述和照片相结合的方式，写出了《大地作证1931—1945-----摄影师孙国田调查手记》[7]这部书，为抗日战争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弥补了以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很多不足。中国管理科学院编辑出版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史义军，一直热心于东北抗联史的研究，多次到黑龙江考察抗联遗迹遗址，发掘出了很多抗联文物，并帮助建立了鹤北林场的赵尚志广场和碑林，掌握了大量专业学者没有掌握的实物资料。北京的訾贵江，也自己建立了佟麟阁纪念馆和抗战名将纪念馆。可以说，民间研究队伍已经逐步崛起，专业的学者应该重视他们的力量，并争取与他们合作。这样，就会互相补充有无，互相推进，出更多的成果。

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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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 年第 3 期。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2] 《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3] 《曼努伊尔斯基、王明与毛泽东》（未刊稿）。

[4]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5]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315页。

[6]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百度百科”（）。

[7] 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