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新近发展

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新近发展

杨志勇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财政联邦制理论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本文从该理论研究的多学科倾向、关注发展中国家、理论研究中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的运用和实证研究四个方面对这些新的研究动态作了回顾与总结，并剖析了理论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财政联邦制 发展中国家 新制度经济学

支出方面：民生工程县级配套约2.29亿元，比上年增加7448万元，机关单位养老保险改革需要增加1.5亿元支出，公车改革、乡镇补贴、职级并行等持续推进，各项刚性支出、重点项目支出、灾后重建支出等将大幅增加，财政偿债压力开始显现，全年财力缺口将超过5亿元，财政平衡压力巨大。1970年亚马逊州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46亿美元，1997年达95亿美元，1979年亚马逊全州上缴联邦财政1930万美元，占全国联邦财政收入的0.7％，1997年增加到12亿美元，占全国联邦财政收入的1.1％。财政项目补助收支结转（余）=财政项目支出补助收入-财政项目补助支出。

一、 财政联邦制理论研究中的多学科倾向

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相当多的从多个角度研究财政联邦制的论著。Musso（1998）从法律、政治和经济学三个角度对“联邦制”的定义作了概括，超越了原先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财政联邦制问题的界限财政联邦制的基本内容。Bailey（1999）认为仅从经济学一个角度研究财政联邦制问题是不够的，他主张综合研究的方法，并身体力行，用多种方法构建地方政府经济学，并将之用于分析英国的地方政府和政府间财政关系财政联邦制的基本内容。Inman和Rubinfeld（1997）回顾了美国历史上所形成的四种联邦制，即二元（dualism）时期的联邦和州力量相仿的联邦制、联邦政府力量逐渐增强的早期的中央集权联邦制、大萧条所引起的合作联邦制以及联邦在州和地方问题发挥更为积极作用的创造性联邦制。同时，他们还注意到1980年代美国联邦制的新特征，关注当时是否已经开始出现新联邦制。特别是，1996年美国的社会福利改革，联邦政府将社会福利方面的一些责任转移给地方，这与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的要求是不像吻合的。 对于美国新近发生的一些变化，他们的分析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区分了三种联邦制原理，即经济联邦制、合作联邦制和民主（多数票规则）联邦制。 他们认为，三种原理都考虑了经济效率问题，但合作联邦制在政治参与、保护个人财产和自由方面具有优势。由此看来，基于经济效率、政治参与、保护个人财产与自由可能产生的矛盾，他们所选择的合作联邦制已经超越了传统联邦制理论只考虑经济效率的局限性，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加入了政治目标。而且对于1996年的福利改革，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联邦政府可能将更多的责任赋予地方。

Donahue（1997）的评论文章也对模拟市场的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提出了质疑。 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

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形成的，所分析的问题也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这也就引发了更具有一般意义的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探讨。Weingast等人的“第二代财政联邦制理论”就是这一努力的反映。Bardhan（2002）更是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因为制度背景不同，和发达国家相比可能带来的问题。

Bardhan（2002）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传统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并不能有效地适用。其中主要是人口的流动性不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信息相当有限，地方政府的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机制较为薄弱，地方政府征税水平低所导致的收支联系较少，地方政府征税的技术水平和征管能力较低。而传统财政联邦制理论的精髓在于通过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责任，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Bardhan（2002）等还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指出财政的地方分权可能加剧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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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获程度，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支出在分权背景下，更有可能被当地的某些利益集团所控制，导致其他人负担更多份额的税收，显然，这种结果不是传统理论所愿意看到的。而在中央一级，制衡机制相对健全。

显然，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因素，决定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必须在新的约束条件重新构造。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财政联邦制理论的影响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另外，《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8条第2款中撤销所维护的公益，依照联邦宪法法院与行政法院相关判例解释，不仅指维护形式上的依法行政所实现的一般公益，还包括因撤销违法的授益行政行为而使国家得以避免的财政利益和执行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与监督相比，权力的制约是双向进行的，意思是说，你通过权力来牵制我，我也通过权力牵制你，通过相互牵制，相互制衡维护权力的有效使用。政府不应该具备权力来制定人们保护自我的法律(安全带法)，不应该具备权力来制定把道。孙春兰强调，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把工作重点转到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公共优质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十多年前，这里是红色分子的恐怖聚集地，现在政府是守土安民，但是地下党分子却老是破坏政府的行为，阻止我们的行为。由于u.c.0093年的『夏亚的反乱』(char’s counter attack)的快速结束，地球圈反地球联邦势力纷纷被孤立，并且在地球联邦军逐步制定的清剿反联邦势力作战中岌岌可危。放水，意味这天量的新增货币供应，在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例如某地卖地2.3亿,居然把2亿奖给开发商),这些货币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流向权贵,流向热钱的赢利,增加做空中国的筹码，加重中国国民的债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将难以挽救，因此，下届将面临极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因此也将会是阻止放水的力量。

此外，在共有产权住房制度中，政府出资占有一定的住房产权，这部分资金具有收益性和流动性，以类似于租金的方式回收，回收的资金重新投入到共有产权住房体系中，这样循环利用资金避免了传统保障住房的建设资金，从而减少了政府财政负担。三是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和其他“三农”保险，根据国家政策农业保险范围，制定县级财政对“三农”保险的补助办法和财政、金融、保险联动的产权抵押融资风险分担制度，建立风险补偿、政府资源配置等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化解金融风险。现代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则对这种产权分裂状态下理性行为的矛盾及其协调机制做出了较为全面阐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行为的描述。

他假设，某一地方政府要推行的项目对其他地方有溢出效应，如果项目的决定权在联邦（中央），就要取得联邦会议的一致通过或多数支持。他认为，不管项目的决定权在地方，还是在联邦，政策协调总是互惠的。政策协调是在不完全契约下，通过地方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讨价还价，增进各地的收益。他分别考虑了在存在成本分摊和不存在成本分摊两种情形。其结论是，没有成本分摊，补助在中央治理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政治交易过程（political bargaining process）消除了低效率。当然，当存在溢出时，辖区实施政策的任何投资行为不仅增加其自身不同意的支付（payoff），而且也增加其他一地的支付。这种外部效应没有内部化。因此，分权下，强外部性一直困扰小额投资。相反，中央集权实行一致规则下，每个地区可以单方面阻止政策的实施，即不同意时维持现状，谈判失败。但是，当一地的谈判能力超过其他的联邦成员时，或者存在很强的外部性，其投资激励比分权下要高。其次，有成本分摊，分权经常严格优。特别是，分权治理下，恰当地选择比例成本配套拨款，只要溢出不明显，社会最优结果就会出现。直觉上，地区分摊成本越小，它选择的项目越大，这时，谈判失败。对于更有价值的较大项目，先前的投资，成本配套拨款刺激增加收益的投资。与正面结果相反，拨款提供在一致规则的集权下，对投资激励没有影响，因为其他地区可以否决项目，因此，使得最初的协议失效。最后，在多数规则下，集权化治理一般引发次优结果，因为拥有多数的地区可以“剥夺”投资少数地区，只会对投资产生负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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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宪法和行政法学，在法律意识理论、现代权利理论、权力制约理论、法制现代化理论、社会治理创新理论和实践、区域法治建设理论和研究方面具有学术专长。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制度的使用是有成本的,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制度安排的变更也是有成本的,一切制度安排的产生及其变更都离不开交易费用的影响.交易费用理论不仅是研究经济学的有效工具,也可以解释其他领域很多经济现象,甚至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比如当人们处理一件事情时,如果交易中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一定是货币性的）太多,人们可能要考虑采用交易费用较低的替代方法甚至是放弃原有的想法。《报刊的四种理论》则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它将世界上的新闻体制归为四类：集权主义制、自由主义制、社会责任制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前三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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