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成就、趋势与挑战

高水准的pbl不仅要把握核心的学科理论，也要关注知识在不同学科（如科学和社会研究）实践中的真实应用。学校是教育部批准建有研究生院的全国56所大学之一，在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批在我国学术界享有较高地位的优长学科与特色专业，拥有一批国家级、省部级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以及多个全国性培训研究机构，许多学术精湛、爱岗敬业的著名学者和学术带头人在此潜心治学、耕耘不辍，您将在学校简介和各院系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他希望学术委员会要进一步健全制度，真正体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规范、科学、合理运行，保证学术本位、教授治学落到实处，从行政价值回归学术价值、从行政本位回归学术本位，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命运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休戚相关。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４０年的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经济变革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振兴。我们常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和迅速崛起的国际地位；其实，作为政治学者，我们也同样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联的影响，政治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取消了。正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１９７９年，按照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指示，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无论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还是在政策建议、公民教育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学科建设方面,政治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基础门类之一，被编入国家的一级学科目录，拥有独立的知识体系和完整的学科架构。在教研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教学与研究机构。这类专业性的政治学教学研究机构分属三个系统：高等院校、党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其中，高校是政治学专业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截至２０１７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计２６３１所,综合性本科院校多数设有政治学系，总共有１２７所大学设有政治学专业。根据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大学专业综合评估结果，共有７所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位居Ａ类，它们依次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从１９８１年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１９８３年起招收硕士生，１９８５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完整的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共有３０所高校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近８０所高校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１３０多所大学拥有政治学本科学位授予权。截至２０１０年，中国共有各类政治学专业研究机构近１５０家，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超过１万人。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

二者的功能性博弈，决定了政治秩序的环境和效率，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冲突治理必须以“稳定、和谐、善治、善政”为价值指向及上述治理范式，这些都对政治冲突的治理限度提出了要求，而社会和政治的现代性运动则直接提供了边界。“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一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同时要求，要通过难点村治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使村务公开更加透明，管理更加民主，村级经济更加活跃，全面提高“两委”班子的民主管理素质，使村班子更加有战斗力，并在政策项目资金上给予重点倾斜，巩固治理成果，取得新成效。

推动中国政治学进步有两个内在逻辑或两种内在动力。其一是学术的逻辑，其二是政治的逻辑。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基础科学，是人类关于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的知识体系，必须遵循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另一方面，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和紧密，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现实政治的逻辑，也必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在这双重逻辑的作用下，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七个主要趋势：

第一，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历史惊人地相似，近代中国政治学正是从译介外国著作开始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也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但是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也很难解释和预测。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确信，不能照搬国外政治理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一些学者希望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以此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学。

周恩来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1956年，周恩来与中科院负责人谈话：“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 ……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驌承认错误。1956年5月，周恩来同中科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

第三，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在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一是对策研究。直接为各级党政机关服务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二是基层研究或草根研究。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对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

第四，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得到更多运用，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量化研究成果的比例越来越高。

第五，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学科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也不例外。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攻关研究，这种所谓的“协同研究”是政治学多学科研究的一种新形式。

第六，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中国政治学恢复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适逢西方政治学的“后行为主义运动”之后，相应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便双双受到国内政治学者的重视，成为新时期中国应用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动态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政治结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

第七，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从政治学恢复至现在，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为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２０１３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以上这七个主要趋势，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独立化、科学化和现实化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是评价中国政治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准，代表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尽管在４０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学术界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并且日益受到党政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学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考验。要言之，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常常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

从学科整体来看，政治学缺乏吸引力和影响力。政治生活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政治学按其学科性质来说，本来应当具有吸引学生的一定魅力，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第一志愿报考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很少，即使是已经被录入政治学专业的新生，有相当一部分一入校门就设法转专业。政治学应当对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对社会思潮和舆论起引领作用。然而，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相比，这种影响力也明显较小。

从研究主体来看，将政治学教学研究作为职业的人员日益增多，而将其作为事业的学者还显得相当稀少。政治学研究像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既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事业。将其作为一种职业，政治学者首先考虑的是工资福利、名誉地位等功利因素；将其作为一种事业，政治学者则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政治学从业者既要有职业的功利考虑，更要有事业的学术追求，两者之间应当达成合理的平衡。然而在精致利己主义的大环境下，对于许多政治学从业者来说，功业的追求重于事业的追求。

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之间缺乏必要的平衡。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政治学研究既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定量分析。但中国政治学的历史遗产，是定性分析尤其是阶级分析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留学归国学者的增多，定量分析日益受到年轻学者的重视。但从整个学科的研究情况看，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缺乏有效的平衡，甚至相互对立，各走极端。

从研究内容看，基础理论研究薄弱，而应用对策研究过于泛滥。政治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尤其紧密，政治学者应当自觉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智库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高校和研究机构刮起了一股“智库风”，资金、人员和机构全面向智库倾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