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国际法问题 置身于新亚洲的澳大利亚(二)

原标题：休·怀特 ：失去美国——置身于新亚洲的澳大利亚(二)

【本文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学教授休·怀特《失去美国——置身于新亚洲的澳大利亚》一文摘译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摘译请点击链接。】

【翻译/观察者网马力】华盛顿的高层决策者们每天都在诸多问题上与中国同行进行着博弈，当然，这些博弈可能没有南海博弈那么激烈。在2016年的一期《纽约时报》上，我曾读到这样一段令人内心颇感沉重的文字（相信如今华盛顿的某些人应该能够理解这段文字中隐含的深意了）：

“你真的会为了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s，即我黄岩岛。黄岩岛是我国固有领土，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观察者网注）与中国开战吗？”约瑟夫·邓福德将军曾这样问太平洋司令部的哈里斯司令官，恰巧这个问题被旁边的一位记者无意间听到了。如果哈里斯司令官接下来果真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那么回答的内容也是绝不可能被这位记者听到的。

实力政治的游戏规则

了解华盛顿决策者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和选项是理解美国为何正在逐渐失去亚洲主导地位的关键，而欲了解这些内容，详细分析中美之间实力、利益和决心的较量过程（the interplay of power, interests and resolve）是最好的方式。在进行这样的分析时，我们难免会涉及到实力政治中的一些模糊地带（the murky milieu of power politics）。

所谓“实力政治”，就是强国或大国为了争夺影响力和权力而展开竞争时所使用的国际政治手段。这种竞争其实并非常态，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至少在为期几十年的一段时间里，世界各国都知道并接受自己在国际等级秩序中的位置，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1972年之后的亚洲也是如此。然而，有时候，既有的影响力和权力的拥有国会遇到挑战。谁制定国际规范？谁必须遵守那些规范？既有的一套体系会面临被推翻的局面。

当大国之间实力的天平发生新的摆动时，这样的局面尤其容易出现——崛起的大国试图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而衰落的大国则奋力守住已经习惯于拥有的影响力和权力。这时，实力政治的情节就开始展现了，在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取代旧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大国之间开始为影响力和权力展开较量。

在较量的过程中，双方的赌注通常是非常大的。大国往往都十分关心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因为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等关乎其切身利益的因素都与这一地位密切相关。这是历史上如此多重大的战争都与国家的权力和地位有关的原因，也是实力政治博弈中军事力量的作用如此关键的原因。崛起大国和衰落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会以战争的形式一决胜负，但这种级别的竞争往往是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原因。

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贯穿于实力政治博弈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最终战争爆发与否，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博弈的最终结果。其中的原因在于，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意愿，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国家使其他国家相信它有意发动战争的说服能力，决定了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所谓实力政治，其具体内容就是，参与影响力和权力竞逐的双方以自己的真实或伪装的立场，使对方相信自己愿意为了某种利益而发动或卷入一场战争。例如，在19世纪，欧洲的秩序是由各个地区内大国为了维持势力均衡而发动战争的意愿来决定的。这就是1914年均势被打破之前，欧洲得以保持和平如此之久的原因。

很多人以为，核武器时代的来临可能会给这种实力政治的游戏规则画上句号，但冷战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人们意识到，核武器的威力只是提高了博弈的赌注，实力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并未改变。在核武器时代，国家A似乎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对手国家B不会冒险挑起冲突。同时A认为：B会相信A有着足够的意愿去挑起一场与B之间的冲突。像A这样的国家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