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政治制度比较____________ 2017年10月2

原标题：重回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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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8日，俞可平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会客室接受北京大学校友、南京独立书评人许金晶专访，谈及自己的求学之路、对北京大学的评价、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等议题。

以下是本次访谈实录：

一根北大的“筋”

许金晶：北京大学也是我的母校，今年是母校120年校庆，也是您回北大的第三个年头。回母校的两年多时间来，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俞可平：我是因为喜欢做学问才回到北大的。刚回母校时我曾经说过，在目前的中国，“做学问没有比北大更好的地方了”。这其实就是我的真实感受。最主要的是因为北大有一种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

许金晶：好像在前些日子您在北大有个演讲，在网上流传很广，叫做“要有一根筋”，讲的就是北大的精神吧？

俞可平：是的。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有一根北大的“筋”。我所认可的北大这“一根筋”，就是对知识与学问的尊重，以及自由与宽容的氛围。北大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我们北大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民主、科学、自由和宽容，北大就不成其为北大，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现代化的灵魂。接续这个筋，是我们所有北大人的使命。

北大人有一种特殊的家国情怀

许金晶：就我所知，您本硕博是三个学校、三个专业，您能不能各自介绍一下本硕博期间受到的学习、训练和当时大致的情况呢？

俞可平：这三个学校很不一样，不仅仅是我学的专业不同，更主要的是教学方式、学校氛围和教育体系都极不一样。

我的本科是在绍兴师专，这个学校现在叫绍兴文理学院。我是1978级的学生。绍兴师专是在原先中等师范的基础上新组建的，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中学抽上来的，讲课跟中学生上课一样。但是老师们很认真，对学生也很尽职。学校扩大，原有的校舍容纳不下，就搬到了郊区，把那里的监狱腾出来给我们。犯人出来后，我们这些学生就住到“监狱”里面去，我在“监狱”里面住了三年。

到了厦门大学就不一样了，那是真正的大学了，感觉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老师们开的课很多，我也是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我的专业是哲学，但也听了其他系的课，还学了普通物理学，成天在图书馆。厦门大学期间还有一个好处是受到严格的系统训练，有两门课程对我影响深刻且终身受益。一门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还有一门就是我的导师邹永贤先生亲自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到北大读博士又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大家都知道，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北大后，视野开阔了，遇到各种风格的老师，而且观点不同、相互碰撞。最主要的受益是宽容和自由。老师基本不管我，我觉得赵老师从来没管过我，就让我自己看书做学问。因为宽容自由，我大量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当代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学习的。

许金晶：那俞老师您能不能重点谈谈对您的博士生导师赵宝煦老师的印象，他在为人、治学、生活等方面对您产生的影响。

俞可平：赵先生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人，是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什么叫“新时期”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赵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是因为他原来受过系统的政治学教育。他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他传承了钱端升先生和王铁崖先生的事业，钱先生和王先生是中国政治学和法学的创始人，那时候政法一家。五十年代政治学取消了，赵先生就转做马列研究，任北大马列教研室副主任，国际政治系恢复以后他又做系主任和亚非研究所所长，改革开放后他是最早的政治学博士生导师，我就跟着他读政治学博士了。

赵先生在为人、治学、生活方面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是他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即君子精神，就是道德文章并重。不光做学问要好，做人也要好。在学术界，道德与学问其实未必一致，但我始终觉得一个学者应当承担两个责任，道德的责任和学术的责任，这一点深受赵老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