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改革 田聪明中国电影改革的破冰之任

1993年，备受关注的中国电影改革和中国足球改革开始启动。18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依旧，而中国电影已然开始振兴。作为当年的亲历者，笔者认为这场启动于1993年的电影改革，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改革的启动者和领导者，就是时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田聪明。

电影路在何方？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体制是学习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电影业包含制片业、发行业和放映业三大部份。1993年以前，国家批准的电影制片厂包括故事片厂16家、科教片厂1家、新闻记录片厂1家、美术片厂1家，译制片厂1家，另有不具备独立拍摄故事片权的省办厂12家。制片厂生产的所有影片都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尚有另一功能，将国产影片出口，同时购买一些外国片，因此它的另一块牌子是中国电影输出输入公司。中影公司被称为影片的“蓄水池”，收购的中外影片储存其中，按计划流往省级电影公司，省级电影公司再流往地（市）级电影公司，再流往县（区）级电影公司，最后到3千多家电影院和3万多家兼有放映电影功能的礼堂、俱乐部、影剧院，及10万多个农村集镇电影放映单位和放映队与观众见面。

田聪明上任

1990年12月，此前曾出任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田聪明调任广电部副部长，分管电影。

初进圈内，田聪明发现到处都是责难。这些责难并非无名之火，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一些电影艺术家对着田聪明深情地回忆过去毛主席、周总理如何关怀爱护电影事业，对现状痛心疾首。他们问：“过去周总理每月都要同艺术家聚会，而你们在哪里办公呢？你们广电部的领导什么时侯关心过电影呢？”一些好心的圈内人则说这潭水太深，隐约地给田聪明“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警告。

经过半年多的调研，田聪明提出任期目标，准备“经过5到10年的努力，使整个电影工作的领导体制、管理制度和各项配套政策，逐步走上符合电影艺术、电影事业客观规律的运行轨道”。

但许多人将他提出的“5到10年”的思路只当成了一次领导例行讲话，谁也没有想到，田聪明真就按照这个思路去设计他的改革步骤。

抓住“牛鼻子”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田聪明走了十几家电影制片厂、几十家发行公司、上百家电影院，梳理了制约电影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按他的说法，改革需要寻求突破口，也就是要抓住“牛鼻子”。于是，就有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广电部1993年“3号文件”。

“3号文件”意味着田聪明的改革首先在“自己”身上开一刀，广电部的直属单位——中影公司“统购统销”被取消，这意味着它将因此失去对国产故事片一统江湖的地位。

虽然电影界谁都说“改革有生的可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叫了多少年“狼来了”，今天果然“狼来了”，大家心里沉甸甸的。尤其是省级电影发行公司及省以下各级发行公司，从中影的今天看到自己的明天，明白自己在一块区域内的“垄断”地位也将不在；而极力要求打破中影的“统购统销”，要“自产自销”的制片厂，因从未干过发行业务，一下子直接向30多家省级公司发行，心中也是忐忑不安。

各省（市）文化局领导同样担忧。田聪明列出的问题不无道理，因为所有措施无不与“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但他们最牵挂的还是现实问题：省以下各级电影公司隶属于地方文化系统，人数几乎占地方文化系统的“半壁江山”，今后发行单位“钱从哪儿来，人往哪儿去”？这无疑最令他们头疼。

一石激起千层浪

“3号文件”对制片业带来机遇，更带来了挑战。

制片部门中较早投入到电影市场的一批有成就的导演是最清醒的人。青年导演何平因拍摄电影《双旗镇刀客》《炮打双灯》而蜚声影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电影是商品，离不开生产、流通、消费，离不开市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我们的电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观众想看什么由电影院定；电影院放什么由发行公司定；发行公司发什么由制片厂定；制片厂导演拍什么由制片厂厂长定。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不研究观众，不研究市场，现在该是研究市场的时候了。”

对这一方案最持保留态度的，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省级电影发行公司经理，我们看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改革要解决“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在未能建好自己的影院、由发行转为放映，未能在第三产业领域投资、以取得经济回报时，总是希望借助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力量，让改革步伐放慢，以换取时间，再以时间换取生存空间。

1993年1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听取了田聪明、窦守芳（时任电影局副局长）、宁治彬（时任中影公司副经理）关于电影体制改革的汇报，明确表示了支持。多年后，据说他还毫不避讳的说“这个改革是我跟老田搞的。”

“江苏突破”

“3号文件”发布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在贯彻执行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1993年春节，该厂与香港合拍了由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狮王争霸》，北影厂拿着这部“杀手锏”，直接面对省级发行公司。

时任北影厂厂长成志谷是上海人，他带着《狮王争霸》拷贝回到老家，与上海永乐公司经理吴孟辰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谈判和交易。

此时，坐在北京广电部办公室的田聪明，心中一直惦记着这笔买卖。这是“3号文件”出台后制片厂首次将产品直接向省（市）发行公司销售，关系到改革能否能顺利进行。他一会儿打电话给上海永乐公司的吴孟辰：“小吴，让一让，希望上海能给全国电影界带个好头！”一会儿又打电话给成志谷：“尽量实际些，不要想着一口吃成大胖子！”

1993年4月16日，这笔交易终于谈成了：《狮王争霸》在上海的保底价格为100万，超过部份北影厂还可得到分成。这部影片不再通过“中影公司”发行，向下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标志着电影发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了。为此，田聪明特地赶到上海参加首映式，这是田聪明作为主管电影的领导出席的唯一一次。

有了上海的经验，成志谷又来到江苏省电影发行公司。在此，他遇到了江苏省电影发行公司的抵制。但是，在中国这块最具活力的地区，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发行公司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此心知肚明的成志谷，马上又转与这几家联合体谈判，双方一拍即合，《狮王争霸》向这几个地（市）直接发行。

“3号文件”出台才几天，江苏省发行公司就被“突破”，恐慌在各省发行公司蔓延。

“348号文件”出台

“江苏突破”后，发行的“肠梗阻”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因为中影公司一家的垄断打破了，省级公司的垄断基本不动。

1994年8月1日，在“3号文件”基础上，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题为《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这一规定使得电影全行业所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认可，市场多主体的形成成为可能，又朝着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目标迈进了一步。

抵制“3号文件”不但无效，还来了“348号文件”，这使电影发行人深感改革确实没有回头路。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深层次的矛盾愈加凸显。田聪明必须承担起对纷至沓来的任何问题的解决。 农村电影怎么办？为了解决农村影片片源，田聪明指示从1993年起先后在北京、石家庄、成都、郑州等地举办16毫米影片交易会，并在中影公司设常年交易市场。1995年，广电部又发出“474号文件”，进一步放开农村16毫米拷贝经营权，强调任何一级公司和集体、个体的放映单位都可以自由购买，每个16毫米拷贝均含有全国放映权。此举符合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党的“抓好大的，放活小的”的精神，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放映员的积极性。

儿童电影怎么办？田聪明把已调任中影公司的吴孟辰拉到儿影顾问于蓝身边，进行优化组合。1995年5月，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与中影联合经营，建立新的统一的现代企业实体，迈出“制片、发行、放映一条龙”的路子。

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等“短片”怎么办？田聪明通过深入调研认识到，电视迅速崛起，已极大地冲击新闻纪录和科教电影，新闻纪录和科教已不适应在影院卖票放映；如果通过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会很受欢迎，同时也丰富了电视节目，应该考虑“影视合流”。于是，他找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提出新影厂从1993年底划归中央电视台，在保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挂上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的牌子。1995年5月，北京科教片厂也划归于中央电视台。现在，实践已经证明将新影、科影划归电视台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对于影视合流的客观规律和不可逆转的潮流，田聪明作为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自有便捷之道：1994年5月，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成立，1995年电影频道试播，1996年1月1日正式向全国传送节目，呼号为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付费收看。田聪明把看电影的概念从影院引伸到家庭，扩大了电影的观众面，扩大了电影的宣传和影响，同时也积累了资金反哺制片厂。

引进“10部大片”

改革之前，老百姓看到的进口片，都是中影公司向外商一次性买断在大陆的发行放映权，价格平均是一部两万美元，如此低的价格，只能买到境外早已退出市场的二流以下的影片。

国外优秀的新片都是要求发行时进行票房分账的，而我国对于和外商票房分账始终没有松口同意过。这一局面被田聪明打破了。他提出，“每年要进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可以与外商票房分账”。

1994年11月中旬，美国电影《亡命天涯》正式放映。观众达139万人次，票房收入1127万，中影公司同美国好莱坞以“票房分账”形式进行了首次发行放映的尝试。紧接着中影公司引进了《真实的流言》《红番区》等大片。

当时的票价，北京、上海不超过20元，其它地区不超过10元，居然出现《红番区》1.3亿、《真实的谎言》1亿多、《泰坦尼克》3亿多的票房，堪称奇迹！

但是，电影制片部门却对“10部大片”的引进反应激烈：“我们的民族电影怎么办？好莱坞会把中国观众的胃口调坏的！以我们的财力以后拍出的片子，观众还会看吗？

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反对声音更多来自发行业的话，“10部大片”的引进使制片业中许多人也加入反对的行列中来。有人好心地告诫田聪明身边的工作人员，叫他们提醒一下田部长，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很可能要犯“政治错误”的！

改革者“中箭落马”

当改革触动到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利益时，“反弹”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电影改革开始，反对的声浪始终不断。上级接到的“告状”，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有发行部门的；“10部大片”引进后又有制片部门的。

除了对“突破”、“大片”等政策不满外，田聪明提出的“中国电影打翻身仗需要5到10年的艰苦努力”，也让上级感到不悦。党的十五大即将于1997年召开，意识形态领域需要为大会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如果电影还需要用5到10年打翻身仗，谈何“献礼”？

当年，“改革”是最富激情、最具勇气的字眼。但是改革者中箭落马，功败垂成的情况也并非鲜见。为这场改革呕心沥血的田聪明，似乎也未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1996年3月，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提出“9550”工程，即在“九五计划”期间，“以每年10部、5年共50部的数量推出一批精品之作，以精品生产为突破口，带动整个电影事业的繁荣。”同时，间接批评了田聪明所说“中国电影打翻身仗需要5到10年的艰苦努力”的论断，搁浅了“改革”。

自此，田聪明不再分管电影工作；吴孟辰则以“家庭原因”为由提出辞去中影公司经理的职务回到上海；过了一段时间，窦守芳离开电影局，派往香港。

被称为中国电影界“长三捆”的三位核心人物，相继离开电影界。

不信春风唤不回

但是，电影改革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曾在“华谊兄弟”、“保利博纳”担任电影发行老总的耿跃进、林元炳等民营企业家对我说，不算电影改革搁浅的那几年，电影走出困境正好10年，田聪明的预测相当准确！

我是改革的亲历者，虽然这场改革使我疲惫不堪，但是回过头看，田聪明的改革在中国电影史上确实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一，打破了垄断。如果没有“3号文件”和“348号文件”，计划经济的发行格局就无法突破，也就不会有后来电影院线制的产生；如果没有“1995年001号文件”，也就没有后来多种经济成份进入影片的制作。

第二，引进了“10部大片”，与外商票房分账。此举不但让我国观众和世界同步欣赏国外优秀影片，更刺激了我们的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使《英雄》《十面埋伏》等“国产大片”开始涌现，中国电影在与“进口大片”竞争中走向繁荣。

第三，促成了影视一体化。将新闻纪录片厂和科教片厂制作业务与中央电视台整合的决策，不但盘活了两厂的优势资源，给他们搭建了广阔的崭新的平台，而且给偏远地区开辟了科学致富的课堂，对“三农”工作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加之，开通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使电影从影院延伸到家庭，[来自]极大地扩展了电影的观众面。

田聪明离开电影界已经10多年了，电影界的人至今仍有许多人谈他的为人，谈他的改革，谈他的魅力。他在电影界有许多朋友，每到节日，常有一批电影人和他聚会，听听他说些什么，也跟他说说什么。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条汉子！”

作为亲历那场改革的笔者，我对田聪明充满崇敬，此生我见过的领导不可谓不多，他是我最折服的，也是终生难忘的领导！他所启动和领导的改革绝不仅是电影经济利益分配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使电影人接受全新观念的挑战，从而引起影坛上直至今天仍有涟漪的强烈震动，给中国改革开放史册谱写了一段华彩乐章！

当年，田聪明离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时，已人到中年。一次路过峨眉山，恰逢一位高僧，便与其交谈佛经，田聪明说，我在西藏多年，已[来自]是脱俗之人。高僧回应，脱俗之人不会说自己脱俗啊！此后，他绝口不再说自己已经脱俗。今日的他对那场风雨兼程的改革已不愿谈及，或许他真的脱俗了？

（编注：本文作者时任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理论部主任、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会长、《电影之友》杂志主编、福建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